填海造陆通常被呈现为全新的土地：平坦、可用，且随时可供建筑开发。在空间匮乏的城市中，它承诺提供更多空间，使城市能够延伸滨水区并建设文化街区。有时，这些新开拓的土地还可能发展成金融中心、开辟公园，并畅想超越现有土地界限的未来。然而，填海造陆绝非仅仅是土地。它是一个经过工程处理的表面，通过填埋、防波堤、排水和土壤稳定等手段建成——这也是与它声称已排挤的水域进行的一场长期博弈。
这使得填海造陆成为建筑界最强大也最模糊的空间幻想之一。一方面，它提供了自由：一个近乎可以从零开始规划街道和建筑的“白板”（tabula rasa）。另一方面，这种表面上的自由却掩盖了其依赖性。人工填筑的土地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确实是“陆地”。它必须抵御洪涝、承载地基、生长树木，并在一个此前并不存在的地表之上维系公共生活。
由博思格（BlueScope）主办的2026年东盟钢铁建筑奖（Steel Architectural Awards ASEAN 2026）已公布入围东盟区域总评选的12个项目。这些入围项目代表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卓越建筑成就。它们通过各自国家的奖项评选脱颖而出，现已进入由国际评审团进行区域评估的下一阶段。
本届大奖为第二届东盟区域评选，旨在表彰在设计、创新、可持续性以及涂层钢材解决方案的创意应用方面展现出卓越品质的建筑项目。在2026年“塑造韧性未来：涂层钢材的永恒设计”（Shaping Resilient Futures: Timeless Design with Coated Steel）这一主题下，该奖项重点关注那些对所处环境做出积极回应、同时为子孙后代传递持久价值的项目。
一直以来，粗野主义的历史大多是以西方视角为中心撰写的。《粗野主义在亚洲》（Brutalist Asia）由 Blue Crow Media 出版，它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亚洲各地的建筑师如何因应迥异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条件，对这一运动的建筑语言进行吸收、质疑和重构。本书涵盖了从日本、东南亚、南亚、中亚到中东、伊朗和黎巴嫩的 28 个国家，共收录了 140 座建筑和 150 多张照片。书中将丹下健三、保罗·鲁道夫、巴克里希纳·多西、拉杰·雷瓦尔、查尔斯·柯里亚、金寿根、莱安德罗·洛克辛以及勒·柯布西耶等国际知名大师的杰作，与一批同样重要但鲜为人知的建筑作品并置，从而拓宽了我们对整个亚洲大陆战后建筑的认知。
在这一宏大的地理版图中，一段特殊的历史正在黎巴嫩上演——在这里，现代主义的宏伟抱负与该国深刻的社会、政治及城市转型紧密交织、不可分割。下文摘自 ArchDaily 总编辑 Christele Harrouk 为 《粗野主义在亚洲》 撰写的章节，探讨了粗野主义在黎巴嫩的兴起、赋予其独特本土表达的建筑师与作品，以及令这一现代主义进程戛然而止的历史断裂。
本文是我们全新“观点”（Opinion）栏目的一部分。该栏目采用观点鲜明的论述性文章形式，探讨塑造我们行业的关键议题。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通过一个16世纪的空间表征工具来审视自身。9月4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改变这一现状。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各国政府、学校、媒体机构和科技公司，在涉及国家实际相对大小的场合，停用墨卡托投影（Mercator projection），转而采用等面积投影作为替代，例如2018年等差地球投影（Equal Earth projection）。投票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雅加达未来的海岸防御工程曾一度被设想为一只从海中腾空而起的巨型“迦楼罗”（Garuda，神鹰）。这只神话中的巨鸟是印尼的国徽象征，它为这项庞大的海岸干预计划赋予了具体形态。该计划旨在保护这座不断下沉的首都免受洪灾侵袭，同时在近海创造新的陆地。这是一幅非凡的图景：防波堤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城市。“大迦楼罗”计划之所以极具启示意义，是因为它揭示了当气候适应与城市开发开始重叠时会发生什么。一旦防护性基础设施同时创造出高价值的土地，防卫城市与重塑城市之间就变得难以割裂。
在许多亚洲城市中，饮食从未完全局限于私人住宅之内。它溢出到市场、小贩中心、街边摊贩以及嵌入大型建筑或街区中的批发市场中。在这些场所，城市居民交换着信息，注视着人来人往。它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餐厅，也不是简单的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地方的生命力与使用状态，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缩影。它们是“公共厨房”：在这里，原本属于家庭日常生活的种种仪式，被部分转移到了集体空间这一共享的基础设施之中。
在香港的市政大厦和路边摊档中，食物不仅被视为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城市组织方式。这里的熟食中心将饮食融入了一个由菜市场、图书馆和体育馆构成的更大规模的城市公共运转机器中。与此同时，大排档和路边餐桌则将人行道临时转变为餐厅。放眼香港之外，整个亚洲地区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城市如何为公共就餐留出空间？当家庭空间受限时，烹饪该在何处进行？什么样的建筑才能承载日常饮食带来的喧嚣、杂乱与烟火气？
纵观人类居住历史的演变不难发现，空间、时间、认同感以及“家”的概念早已超越了建筑本身的范畴。从20世纪初至今，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的加速变革一直塑造着人类的发展进程。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进步构建了一个随时互联的世界，然而这种现象有时反而会使个体与他们所处的物理空间相疏离。在日益增长的信息刺激、人际互动和数字平台浪潮中，跨越多种建筑尺度和功能功能的共享生活（shared living）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通过支持当代生活所渴求的移动自由与灵活性等设计策略，为人们重新建立与周围环境的联系提供了契机。
近年来，适应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建筑策略。在亚洲，受到生态意识增强以及建筑知识观念转变的推动，相关讨论与实践仍在持续拓展。不同于以拆除和新建为中心的加速化发展模式，建筑师如今面对的是另一种理解场地的方式：将既有建筑视为一种资源，一座由材料、空间组织和非正式历史共同构成的档案。
“适应性再利用”常常和历史建筑和具有文化意义的遗产保护相关。然而，大量看似“不那么有价值”的建筑类型 —— 废弃住宅、普通但老旧的民居、不符合现行规范的办公楼，以及被忽视的城市空隙 —— 也逐渐成为建筑实验的场域。这些场地促使建筑师和设计师重新思考效率标准与市场驱动型开发逻辑，并探索新的空间与生态实践，以避免持续重建过程中对既有材料与文化知识的不断消耗。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建筑学一直在通过道路来审视城市。街道层级定义了城市规划，交叉路口组织了交通流线，而建筑则通过其面向人行道的立面来被人们所理解。道路似乎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石，以至于常常被误认为是某种普适的前提条件。然而，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城市的演进却遵循着完全不同的空间逻辑。早在汽车重塑城市景观之前，河流便已充当着街道、市集、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的角色。人们的出行主要依靠船只，商业活动沿着滨水地带展开，建筑的朝向亦是流水而非沥青马路。通过水系来审视这些城市，改变了我们对建筑本身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并非道路，而是河流。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诞生了两座在建筑与城市规划史上留下深远印记的城市。它们源自相同的设计理念，却相隔1.4万多公里。位于巴西的巴西利亚与位于印度的昌迪加尔，皆深受现代主义原则的影响，均属于规划并平地起建的新城。
这两座城市诞生于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变革背景之下，当时许多国家正致力于将新首都塑造成进步的象征。因此，它们均承担了某种战略角色。通过其所采用的建筑语言，强化了与国家权力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和身份叙事。
它们是遵循乌托邦愿景凭空构想出来的城市。作为先锋都市，它们本应免受20世纪中期困扰传统城市的种种弊端，成为展现进步政治意识形态之美学原则的典范，并全面拥抱新技术——尤其是汽车。
然而，这种对未来的承诺最终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些困境固然反映了各自国家所经历的社会与经济阵痛，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也受到了如今饱受争议的现代主义理念的“浸染”。
现代主义建筑起源于20世纪初，受科学与工程进步的推动，并刻意摆脱历史风格。它倡导注重社会公平、城市发展、效率和功能性设计，标志着建筑哲学的一次重大转变。尽管现代主义最初主要源自欧洲和美国，但它通过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很快便影响到亚洲。亚洲的现代主义受到许多东亚建筑师在西方现代主义大师门下学习的启发，以及欧洲建筑师在亚洲的工作和殖民时代的影响。
菲律宾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不断反映在整个国家的建筑景观中，其结构和空间都蕴含着少数来自曾为菲律宾供应物资的国家的影响。
当我们谈论菲律宾建筑和住宅的话题时，我们更多可能会想到第一个已知的菲律宾住宅：Bahay Kubo。Bahay Kubo 是一种由尼帕棕榈树、竹子和其他本地材料组成的小木屋。很多时候，市民仍然选择采用这种居住方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尼帕小屋的概念已经演变成一种更现代的结构。
菲律宾文化认为男人和女人最初是从竹节中诞生的；中国人将竹赋予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诗云“不可居无竹”；竹子在日本代表着繁荣，而在印度象征友谊。伴随着神话故事与历史典故，坚固的竹制结构在近代亚洲得以发展。尽管不同东方国家的建筑形式各具特点，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尊重。
菲律宾的建筑遗产反映了该国的历史和文化，来自其他国家的诸多影响为我们今时今日所看到的当代设计 —— 各种文化的影响糅合的西式建筑 —— 铺就了道路。菲律宾建筑的发展伴随着国家和人民前进的脚步，但对过去荣光的记忆仍留存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
现在的菲律宾建筑是可被考证的发展的结果，这也提升了其影响力被接收的程度。菲律宾的建筑风貌建立在传统小木屋、西班牙殖民时期的高耸堡垒、美国统治时期建筑和当代都市的混凝土结构之间的鲜明对比上。因此，菲律宾成为了一个建筑大熔炉。本文将探讨菲律宾建筑的发展方式和历程：从原初的简陋设计，到今天的高耸结构。
谈及保罗·鲁道夫辉煌的事业生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建筑浪潮。最为人所知的是早期他在哈佛求学时师承于格罗皮乌斯之下，受格罗皮乌斯与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影响，设计出了早期备受赞誉的佛罗里达海边住宅系列，随后不断探索并打破了初期Sarasota School的风格以及僵化的现代主义风格：在耶鲁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期间，他的风格开始转向粗野主义派，追求不朽的形式感，粗糙的混凝土和多级空间里光的交织与相互作用。接着走向低谷：备受推崇的耶鲁艺术与建筑楼因为当时建筑行业开始质疑现代主义建筑理念并迎来后现代主义而被推向风口浪尖，他在美国的业务越来越少以至于不得不转战东南亚市场。除了在美国几个分散的委员会偶尔出现，鲁道夫的最后二十年主要生活在香港、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直到1997年去世。
但当然，历史学家们后来通过重读他晚年未被研究过的一些作品一次次的试图挑战这位没落建筑师的传奇。此外，建筑摄影师Darren Soh拍摄的纪录片——鲁道夫在东南亚的主要作品： 新加坡的The Colonnade (1986)， The Concourse (1994)和印度尼西亚泗水的the Intiland Tower (1997)为越来越多对鲁道夫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