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和斯蒂芬·艾泽努尔（Steven Izenour）出版了《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一书，呼吁建筑师重新审视当时在美国长期被低估并遭到排斥的商业景观。他们提出了著名的两分法，即“鸭子”（其形式本身传达其意义的建筑）与“装饰过的棚子”（通过符号和标志传递身份的普通结构），这挑战了当时被广泛接受的现代主义假设——即建筑表现应当源自形式与功能。通过对广告牌、霓虹灯、赌场以及拉斯维加斯商业街区的剖析，作者指出，建筑学应当研究美国消费文化的视觉语言。

当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远离现有秩序时，往往更容易被构想。在拉丁美洲，这种空间距离往往体现在地理疆域上。该地区的许多角落一再被视为构筑全新世界的起点。然而，这些土地从未真正空无一人。

每天傍晚回到家，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进行一个微小的仪式。我们走到门前，打开门，跨步迈入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空间，这种归属感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这是一个如此稀松平常的动作，以至于我们鲜少意识到它本身其实具有某种结构。然而，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却曾为此写下整本书籍，来阐释这些心理结构。有趣的是，诸如吉卜力工作室的动画世界等视觉作品，似乎映射了这一动态过程。它们通过唤醒我们清晰而又充满魔力的记忆，创造出包含特定建筑与布局的世界，从而提供了一条逃离现实的路径。

如今，足不出户便可步入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石窟。通过围绕阿旃陀石窟（Ajanta）开发的虚拟现实（VR）体验，游客可以在完全不同的地方穿梭于数字重建的石窟之中。该项目提出了一个建筑学层面的问题：如果建筑是通过移动、尺度、序列和感知来体验的，那么当这些体验可以在物理场地之外被重现时，会发生什么？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 Pravartak 技术创新中心（IITM Pravartak）的“数字阿旃陀”项目利用 3D 扫描、摄录、建模和虚拟现实技术对石窟进行记录，并将这些记录转化为沉浸式体验。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设计方式与建造方式一直紧密相连。建筑学的发展历经了实体测试、试错、投影制图、足尺模型以及物理模型：每一个阶段都引入了新的抽象维度，但始终未曾脱离材料、尺度和建造。CAD（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动态关系。起初，人们普遍将这一技术理解为用于施工的精准几何图形的数字化。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数字工具开始介入更早期的设计阶段，取代了草图绘制、实体试错、模型制作，以及其他曾让尺度与材料触手可及的思考方式。

在建筑史上，圆形一直被赋予多重含义——从古代神庙的宇宙几何学、古典建筑的穹顶眼窗（oculus），到哥特式大教堂的玫瑰窗以及轮船的舷窗。然而，到了20世纪，圆形获得了全新的文化内涵。随着航空、太空探索和技术创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圆形开始让人联想到机器、航天器、太空舱乃至全新的居住形式。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批零星浮现的小型事务所（其创立均未满十五年，且体量尚不足以需要发表传统意义上的宣言）彼此独立地达成了某种相同的“拒绝”姿态：在建筑学这个过去十年里一直将“笃定”作为完美饰面进行兜售的学科中，它们拒绝过早地表现得过于确信。它们或许会抵触被归入同一门类，但这一巧合本身说明了，在2008年之后，建筑实践中的某种特质让“天真”成了唯一值得尝试的姿态。

罗佐尔·梅拉拉（Rozzol Melara）的中庭每边长达两百米，使其面积超越了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任何一个广场。两栋由清水混凝土建成的L形大楼将其围合，其中一栋的高度是另一栋的两倍；随着山脊向四公里下方的海湾倾斜，楼层也从七层一路爬升至十五层。每隔十五米立起的一根根混凝土支柱将大楼支撑在山坡之上，彼此若即若离，在下方形成了宽阔到足以穿行的柱廊；而在柱廊之上，立面则化为单间住宅尺度的内凹式凉廊。从沿海公路望去，这一切细节都无法分辨，只能看到一条划过山峦的灰色线条。

1988年10月，即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去世三年后、政权垮台前三年，地拉那金字塔作为其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它曾先后被用作广播电台、会议场馆、夜总会，并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成为北约的基地。2023年，MVRDV将其重新改建为一座公园兼科技学校，并在建筑立面上增设了阶梯，使人们可以登临其上。此次启用的时间特意选在10月16日的西巴尔干峰会期间，而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一天恰好是霍查的生日。两个相隔三十五年、基于完全相反的政治前提、旨在界定国家身份的项目，最终在同一座建筑结构中交汇。

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纳夫兰普拉区（Navrangpura）的核心地带，坐落着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体育场。这座体育场不仅是一处板球运动场，更是印度早期现代主义公共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尝试之一。该建筑建于印度独立后的几十年间，如今不仅成为工程学上的地标，也融入了艾哈迈达巴德的城市肌理，成为一处重要的公共空间。然而，尽管它具有极高的建筑与历史价值，并且与社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但由于数十年来缺乏维护和资金支持，其建筑结构已出现严重的物理性损毁。也正是因为这种脆弱的现状，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20年，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 （WMF）将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体育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守望名录”（World Monuments Watch）——这是一份旨在呼吁保护面临紧迫生存挑战的全球文化遗产名录。

人们常将工艺美术运动视为一种由手作细节、宜人尺度、天然材料所定义的建筑风格，以及对繁复冗余和工业化生产的抵制。其影响也往往通过在当代建筑和室内设计中屡见不鲜的视觉特征来体现——从裸露的木材、精细的榫卯，到对质感与恒久性的强调。然而，如果仅仅将这一运动归结为一种美学符号，无疑忽视了它更为深远的贡献。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菲利普·韦布（Philip Webb）、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及其同代人看来，建筑的核心在于物品是如何被制造的、由谁制造，以及制造的过程能否孕育出尊严、意义、文化与美。

作为文化景观的支柱，许多现代主义运动的杰作往往面临被拆除、遗弃或改建的命运，而其所处的具体文脉往往被忽视。保护这些建筑遗产，突显了建筑和设计专业人员在塑造建成环境中的作用，在这种环境中，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延续性增强了社区的场所感。在长岛，一个倡议者联盟联合起来，拯救了建于 1938 年、由爱德华·迪雷尔·斯通（Edward Durell Stone）设计的 A. 康格·古德伊尔住宅（A. Conger Goodyear House）。该住宅被视为美国国际式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的杰出范例之一，在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备受瞩目，频繁登上专业期刊、书籍和大众出版物。

在波尔图出版社 Circo de Ideias 近期出版的一本黄边封面小册子中，建筑师保罗·马丁斯·巴拉塔（Paulo Martins Barata，Promontório 联合创始人）提出了一个看似低调实则大胆的论断：自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以来在欧洲产生的建筑，不属于构成20世纪最激烈学科论辩的两大阵营中的任何一个。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建筑文化一直受到对“轻盈”追求的塑造。钢结构和幕墙将建筑围护结构简化为分隔内外的薄薄一层，立面则演变为光滑、连续的表面，窗户则如同在一个抽象平面上精准切割出的开口。然而，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建筑一直被视为实体的化身：墙体具有深度，窗户深嵌在厚重的砖石之中，空间往往被体验为从坚实的构造中雕凿而出的产物。近年来，一些当代项目似乎在重新审视这种古老的空间逻辑。它们通过深邃的洞口、整体性的体量和厚重的围护结构，将“厚度”作为一种建筑条件重新引入设计语汇。

1962年，建筑师 Buckminster Fuller 设想了一座漂浮城市，旨在将人类从对土地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这一虚构的方案由巨大的空中 网格球顶 组成，它们在阳光加热的暖空气中自然 悬浮，并锚固在山顶上。富勒的 Cloud Nine 旨在容纳数千人，其目标是缓解土地所有权政治、解决住房短缺，并助力自然保护。

作为自然资源消耗、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驱动源，建筑业对环境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能耗占全球的32%，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34%。建筑材料在塑造建成环境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循环经济原则、可再生与自给自足的解决方案以及技术创新，对每种材料的环境性能进行分析，为审视和评估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提供了契机。

在中国南方——尤其是香港、深圳和广州，流传着一个关于选房的都市传说：要避开西晒房。几十年来，西晒已被证实是一种尤为恼人的居住硬伤：午后太阳角度低，带来了强烈的热增量（尤其在夏季），且光线会直射到室内深处。随着全球变暖以及夏季的延长和升温，曾经被无限浪漫化的“午后余晖”，正越来越多地被眩光、酷热和疲惫感所取代。虽然这一经验只是在民间口耳相传，但它却清晰地指明了不容置疑的建筑学规律：避开西晒不仅是为了热舒适性，更是为了避免最刺眼、最具侵入性的直射光——这种光线以最无情的角度射入，使表面曝光过度、削弱空间深度，并将房间变成高对比度的不适区域。

长期以来，参观博物馆与美术馆一直是一种高度精心策划的体验。参观者在精心设计的路线引导下，依次走过各个展厅，展品均经精挑细选，并按特定叙事逻辑进行陈列，同时辅以标识、图示、场景设计以及精心调控的照明。即便是那些鲜少更换的展览 —— 即常设展览，通常也依赖强有力的策展理念 —— 由知名艺术家或策展人主导 —— 来确立机构的立场并塑造对展品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