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37年，当东哥特人围攻罗马时，他们的首要军事行动便是切断输水道。11条依靠重力输水的管道每天为这座城市提供多达100万立方米的水，这不仅足以维持100多万人口的生存，还能注满公共浴场，并冲刷下水道。失去了输水道的罗马沦为一个守着一条被污染河流的封闭堡垒，这证明了水对于城市生存的绝对重要性。
与可以圈地据为己有的土地或可以储存的石油不同，水是一种无人能完全占有、却人人赖以生存的资源。它流经含水层，跨越国界，顺流而下。罗马人深知这一点；输水道作为公共基础设施，让流向喷泉的水供所有人取用。弗朗蒂努斯，这位在公元一世纪主管罗马水利系统的官员，以极其严谨的态度记录了每一次水资源的分配、每一次非法接水以及每一次对系统的滥用，他深知水资源管理是一项关乎公民权利的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筑一直有能力使水成为一种公共福祉，但同样，通过相同的手段，建筑也能使水成为一种特权。
峡谷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空间。其两侧峭壁袒露出数百万年沉积而成的岩层，而峭壁间的通路则是流水千百年来冲刷侵蚀的结果。冰川也以类似的方式塑造着山谷，随着冰雪消退，留下了绵延的斜坡。早在人类建筑师着手塑造空间之前，地球本身就已在不断创造空间。
长期以来，建筑师一直从大地中汲取几何灵感：悬崖宛如天然的剖面，洞穴化身现成的房间，而层叠的岩石则启迪了材料堆叠的方式。有些建筑师选择直接在现有的自然地质构造中进行建造，顺应场地上的斜坡或依附其中的洞穴。另一些建筑师则致力于研究这些构造，并在其他地方重现其部分特征——其借鉴范围既包括精确的地质数据，也包括对景观地貌的宏观感知。
在印度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并不总是一道冰冷的混凝土防线。在许多地方，它表现为一片由错综复杂的根系、潮汐通道和泥沙堆积而成的森林——这是一种随水流变化而不断重塑的景观。红树林不仅影响着水流的运动与海岸线的演变，也深刻关乎沿海社区面临的洪涝风险。它们在沿海防护中发挥的作用，取决于森林的宽度、健康状况、潮汐起落以及泥沙的淤积情况。
海堤和堤坝旨在通过明确的边界来阻挡海水，而红树林则通过一套完全不同的机制发挥作用。它们的根、干、枝对流动的水体形成阻力，同时整个森林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泥沙和潮汐流发生着持续的相互作用。尽管这两种防护形式常常被分开讨论，但在人类居住的海岸线上，它们实际上共处于同一空间。城市建设在堤坝后方展开，道路横穿潮间带景观，而红树林则在基础设施与海水之间的夹缝中顽强生存。这些元素的空间布局，往往直接决定了沿海防护措施的实际效能。
沼泽溪流（bayou）是一种水流缓慢的水体，通常是蜿蜒穿行于低洼平坦地形的溪流或河流，属于更广阔的湿地景观。沼泽溪流遍布整个墨西哥湾沿岸，它与沼泽（swamp）有所不同，后者主要由以积水为特征的森林湿地组成；它也有别于草本沼泽（marsh），后者的饱和土壤中生长着高大的禾草和草本植物。沼泽溪流景观中的水流滋养着由植物、树木、昆虫、鸟类和鱼类构成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而波动的潮位、饱和的土地、潮湿的空气、丰沛的降雨以及漫长炎热的夏季，则在陆地与水体、潮湿与干燥、室内与室外之间，共同营造出一种模糊的过渡环境。
“服用你的梦想抑制剂。”瓦努里·卡希尤（Wanuri Kahiū）执导的《Pumzi》（《呼吸》）中的这句开场白，是对女主角阿莎（Asha）说的。这句话强化了一种指令，即切断与充满希望的未来以及共享过去的祖先记忆之间的联系，从而迫使她专注于迈图社区（Maitu Community）飞地般的异托邦中那永恒的当下。从空中俯瞰，迈图呈现出一个冰冷、机械化的结构，其中心是一个全景敞视的球体，在这里，人类的正常行为被病理化。其布局围绕着闭环回收系统构建，宛如一个自给自足的有机体，旨在逃避病态地球的毒性环境；在这里，每一根管道、每一条走廊都被设计用来收集人类的排泄物以净化水源，从而将自然与国家的职能集于一身。该社区的建筑以其物质实体，完美地转译了电影所传递的讯息。
无论是在民间传说、电影还是艺术中，我们都能看到同样的一幕：建筑将一个“他处”——无论是祖先的、精神的还是推测性的——转译为可见或可入的实体空间。以下章节将追踪从卡苏比王陵（Kasubi Tombs）到《心火：非洲未来启示录》（Kizazi Moto）的这一转译路径，并揭示：所谓的“他处”，实则是解读当下的一种方式。
火山景观让地质变化变得异常直观。熔岩凝固成新的土地，植物在其上缓缓扎根。火山灰则会在地貌中留存数年。在活火山周围，这些过程仍在继续，深刻影响着人们建房的选址与方式。
尽管如此，这些景观依然不断吸引着住宅和隐居之所落户。与世隔绝的孤立感和奇特的地形，往往正是其魅力所在。然而，在此处建造，也意味着将日常生活带入一个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环境中。
对于海湾地区的许多社群而言，离开家园曾是居住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庭根据季节和生计，在沙漠牧场、沿海定居点、水井、渔场和珍珠港口之间迁徙，反复回到那些因长年使用而熟悉的地方。在卡塔尔，历史文献记载了秋冬季节在被称为 al-barr 的沙漠中的移动，随后随着夏季采珠季的开始，人们会返回沿海定居点。卡塔尔国家博物馆通过展示沙漠与海洋之间的年度移动日程，重现了这段历史。
“家”的概念可以延伸并分布在一年中不同时期所居住的数个地点。它铺展在更广阔的地理版图上，串联起一年中人们离开又重返的地点。如今，海湾地区的许多现代开发项目正试图将截然不同的气候和空间条件融入同一个永久性的城市系统中。
人们从不缺少对气候灾难后世界模样的想象。从反乌托邦幻想、后末日文学，到灾难电影、漫画和电子游戏，无数电影和小说流派都围绕着“当现代防御机制失效时会发生什么”这一问题展开。燃烧的森林、淹没的城市、废弃的基础设施、资源匮乏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已成为人们熟知的视觉和叙事语言。在想象一个未能应对气候变化的世界会带来何种后果时，我们已经变得异常熟练。
世界上没有比高山更难建造的地方，也没有任何一处的建筑让人感到如此充满临时感。从安第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到阿尔卑斯山脉，高海拔建设将建筑还原为最本质的应对关系。岩石本身常被视为永恒的化身，然而，一座建在人类居住极限边缘的建筑，却必须与周围的一切展开妥协与博弈：无遮无拦的强风、陡峭且冻结到无法开挖的地面，以及所有必需物资都需要从遥远的下方运来。能带上去什么、人手有限的情况下能组装什么、什么能够维持自给自足——这些都是这一难题中必须考量的核心限制条件。
这些限制反而在那些本无关联的山脉之间，催生出了一种惊人一致的建造文化。避难所、山地小屋、简易营地与观测站都归属于同一种类型学。在其中，庇护所与物流运输密不可分，而轻量化、预制化和自给自足，早在它们被奉为美德之前，就已经是结构上不可或缺的必然要求。
城市运转依赖于周边的既有系统。当建筑师在水上或地球之外进行设计时，这些现成系统便不复存在。在缺乏固定土地或周边能源、水利、交通及废弃物处理网络的情况下，建筑不得不自行承担起原本由城市大系统所保障的各项功能。
这种脱离常规陆地的动因因项目而异。在马尔代夫，水上建造是对脆弱陆地现状的积极回应；在釜山，漂浮式城市开发为城市扩张开辟了新路径；而在月球上，面临的挑战则更为绝对：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可供接入的既有基础设施。
植物园将景观、设计、社区与科学探究紧密结合在一起。植物园最初源于专门从事植物分类的药用植物园和私人收藏，此后逐渐演变为系统化的机构，使在不同地区和气候下采集的标本能够在此得到培育并向公众展示。其社会角色的不断演变催生了独特的建筑类型体系，从温室、暖房，到标本馆、实验室，并最终延伸出游客中心和接待空间。作为培育的工具以及组织和研究植物学领域的框架，建筑至今仍是植物园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
Stefano Boeri Architetti 赢得了由西班牙国家住房机构（Entidad Estatal de Vivienda）Casa 47 发起的竞赛，将在伊比萨岛设计一座全新的保障性住房项目。该项目名为“Sa Casa”，计划在四个住宅体量中提供约 190 套低于市场租金的公寓。方案将预制木结构建筑系统与可调节的住宅布局以及共享开放空间相结合，整体设计紧扣住宅建筑、景观与公共区域之间的共生关系展开。
温室是一种旨在“在一种气候中创造另一种气候”的建筑。它通过围护结构控制阳光、热量和通风，从而创造出与室外截然不同的环境条件。在传统观念中，这种受控环境主要服务于植物。而如今，这一原理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住宅设计中，用以塑造适合人居的空间。
将温室建造技术引入住宅，不仅能提供额外的围护结构。它还可以创造出无需像传统室内房间那样进行人工控温的庇护空间，在需要时收集太阳热量，在温度升高时提供通风，并延长家中的特定区域在一年中适宜居住的时间。
任何住房危机最终都会演变为土地问题，而每个土地问题最终又会演变为价值观的选择。如今，美国西海岸正处于这一十字路口。从洛杉矶到西雅图，各大城市在寻找土地以建造承诺多年的保障性住房时，总是不可避免地面对同一个答案：公园或绿带。这看似是一项规划分区决策，实则是一场无声的公决，拷问着城市为了保障一种福祉而甘愿牺牲另一种福祉。
水资源管理、空气质量改善以及缓解高温，通常是在远超人们实际体验空间的宏观尺度上进行规划的。排水管网深埋于街道之下，空气污染是以整个城市为单位进行测量的。然而，人们对这些环境状况的切身体会却要微观得多：是在烈日下等公交车时，是趟过积水的街道时，是穿过毫无遮挡的广场时，又或是在空气憋闷得令人难以呼吸、急需寻找一处落座空间时。
高温使这一问题变得尤为迫切。随着城市气温不断升高，街道、公园、交通枢纽和其他公共空间正配置起越来越多的设计干预——通过提供遮阴、引入绿化、引导气流和水体，设计可以减少人们在恶劣气候下的暴露。对建筑而言，这促使一部分气候适应性策略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使用空间中。
Taller General 事务所于 2017 年由 Martín Real 和 Florencia Sobrero 在基多创立，其工作涵盖住宅、既有建筑改造、展览以及社区项目。将这些项目联系在一起的，与其说是某种特定的建筑类型，不如说是一种建造方式：建筑师、建造者、手工艺人、学生、社会组织和社区成员穿插活跃于整个流程中，每个项目都根据现有的既定条件因地制宜地展开。
这种方法源自最直接的建造经验。在正式成立 Taller General 之前，Real 和 Sobrero 深度参与了 Actuemos Ecuador（行动起来，厄瓜多尔），这是为应对 2016 年重创厄瓜多尔沿海地区的地震而成立的公民社会倡议之一。深入建造的现实之中，使建筑决策与材料、预算、现有劳动力以及本土知识紧密挂钩，进而确立了他们与“建造”这一行为的紧密联系，并一直作为该事务所实践的核心。
平面设计的中心绝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空间。一旦房间和动线开始围绕其进行组织，中心便开始构建起整个平面的骨架。它可以是一个庭院、一个楼梯、一片花园，或是一个共享房间；也可以保留场地中已有的元素，或者承载某种建筑无法完全控制的动态过程。占据这一核心位置的元素，决定了周边空间如何被布局、连接和使用。
在《模式语言》一书中，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萨拉·石川（Sara Ishikawa）和默里·西尔弗斯坦（Murray Silverstein）指出，当共享空间处于日常生活的“重心”并与人们最常用的动线相连时，其效果最为显著。这一观点表明，中心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几何上的正中位置，而在于周围的房间、路径和活动赋予了它空间上的分量。本文所介绍的项目将这一理念延伸至公共空间之外，展示了中心如何组织流线、集体行为、环境系统，以及建筑与场地既有状况之间的关系。
南极洲没有政府，没有常住人口，也没有经济活动。自1959年《南极条约》冻结了该大陆上的所有领土主张以来，这里在法律上便没有任何被承认的所有者。在条约文本上，这使南极洲成为了地球上最接近真正“共有地”的地方。而在现实中，目前有近30个国家在此运行着70多个科考站，其中一些科考站彼此之间的飞行距离极短；甚至其中一个科考站还设有学校、礼拜堂、墓地和民政登记处——自1978年以来，那里已经记录了11次新生儿诞生。
这些建筑没有一处是偶然存在的，且极少能单纯用科学研究来解释。在这个地球上后勤保障最艰难的地区之一，建造并维持一座科考站的运转需要耗资数百万美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仅仅为了测量大气臭氧层而承担如此高昂的开支——况且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测量完全可以在离家更近的地方进行。科考站真正能切实做到的，是在法律明令禁止宣示主权的土地上，巧妙地宣告自身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