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中，生态资源濒临枯竭、空间趋于饱和，建造行为已然成为兼具创造与消耗双重属性的活动。数十年来，建筑领域的进步一直以“新”为衡量标准：新材料、新技术、雄心勃勃的新地标建筑。然而，这一学科正日益受到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塑造。建筑师们逐渐认识到，“少做加法”反而能产出更有深度的设计成果，这一转变标志着“克制型建筑”理念的兴起：这是一种以悉心呵护、维护保养以及刻意避免额外建造为特征的实践方式。
这一理念认为，最可持续的建筑往往就是那些已然矗立着的建筑，而改变可以通过保护、修缮，甚至是通过“不作为”来实现。选择“不建造”成为一种兼具政治意义与创造性的行为，这是对地球物质资源有限性以及需求的无休止增长所面临的伦理局限的回应。建筑不再局限于创造新形式，而是开始拥抱延续性，延长那些已然存在于世上的建筑、材料以及记忆的寿命。
第六届欧洲建筑遗产干预改造奖（AHI）公布了入围建筑遗产和室外空间两项类别的 26 个项目，从来自 28 个不同欧洲国家的 241 个项目中筛选而出。
虽然柏林的城市历史悠久，可追溯到 13 世纪，但其建筑和城市结构却是在上世纪经历了最重大的转变，体现了德国首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20 世纪初期，柏林成为了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通过建造宏伟的建筑和雄伟的结构来展示这座城市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力量。1920 年代和 30 年代则见证了现代主义运动的兴起，与 1919 年成立的包豪斯建筑学院一起影响了柏林的城市形象和空间结构。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座城市遭到了严重轰炸，导致许多历史建筑被毁。待到战后时期，重建工作的重点变为基础设施和住房的重新建造。另一方面，这座城市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在此之后，柏林见证了人们对建筑和城市设计的新兴趣。大卫·奇普菲尔德 (David Chipperfield) 主导修缮的国家新博物馆 (Neues Museum) 等干预设计旨在重建历史古迹，同时不抹去其艰难过去的印记；而国会大厦翻新等其他项目则有着不同的目的。诺曼·福斯特的设计干预旨在保留这座建筑的形象，但将其象征意义从代表纳粹政权的结构转变为拥抱民主和平等理想的形态。
伦敦市法团规划与运输委员会通过了伦敦博物馆于西史密斯菲尔德（West Smithfield）的新馆提案。该项目由Stanton Williams和Asif Khan与建筑师Julian Harrap联合设计，它同时也是欧洲其中一个最大的仍在建设的文化项目。该提案旨在将现有园区转变为一个24小时运转的文化目的地，并以此庆祝其它作为历史架构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