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尔图出版社 Circo de Ideias 近期出版的一本黄边封面小册子中，建筑师保罗·马丁斯·巴拉塔（Paulo Martins Barata，Promontório 联合创始人）提出了一个看似低调实则大胆的论断：自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以来在欧洲产生的建筑，不属于构成20世纪最激烈学科论辩的两大阵营中的任何一个。
《元现代建筑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Metamodern Architecture*）显然带有讽刺意味地借用了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1977年著作 《后现代建筑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的书名。在那本书中，詹克斯曾留下一段著名的宣言：随着 普鲁伊特-伊戈公寓（Pruitt-Igoe）的拆除，现代建筑已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点32分宣告死亡。而巴拉塔的设想则是，另一次未被官方正式确认的死亡发生在2008年前后，而建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浑然不觉中，在墓碑周围生长出的新事物中存续至今的。
在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设计的布鲁德克劳斯田野小教堂（Bruder Klaus Field Chapel）中，瑞士小村庄梅谢尼希当地居民直接参与了建造过程。施工时，采用由竖直放置的原木搭建而成的内部模板，混凝土被分小批次手工搅拌，并日复一日地手工浇筑，形成了因混合比例和浇筑手法细微差异而呈现出分层效果的墙体。施工结束时，木质结构被付之一炬，化为灰烬，使得教堂内部浸染上了火焰的痕迹，显露出一片深邃且富有触感的表面。最终，这里成为了一个静谧且极具深意的空间，集体行动、时间以及材料的蜕变，都成为了建筑本身的一部分。这种建造方法以当地现有资源和手工技艺为核心，彰显了材料与建造体系的选择如何塑造空间体验、展现投入的时间，并将地域文化融入建筑实体之中。由此，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展示了建造本身如何成为一种再生行为，重赋意义、联结社群，并尊重材料的循环再生。
在他1983年发表的后现代文章《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抵抗建筑学的六要点》中，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论述了走向建筑学的另一种方法，将气候、地形和构造作为对于现代主义建筑的在地性和后现代主义无谓装饰的一种抵抗形式。他的建筑学观点，即批判性地域主义，是在提倡一种既拥抱全球潮流又深深根植于所在环境的建筑学。下面的文字探讨了弗兰姆普敦的观点对于当代建筑的价值和贡献。
我对北京本土建筑师和清华大学教授李晓东（1963～）的第一印象是他令人放心的自信。采访结束后，李教授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想在我的学校教书吗？“我这辈子从没教过，”我回答。他很快反驳说：“我知道，你可以教书的。行还是不行？“如果说我在生活中学到了些什么，那就是当机会来临，你应该先抓住机会，然后再考虑。”如果他对我这么有信心，我为什么不选择相信他呢？“我考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