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发表于 CommonEdge，原标题为“现代主义真的是国际化的吗？一部新史书给出了否定答案。”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曾在两所建筑学院教授建筑史。当时，学生们通常会修满整整三个学期的课程，内容从古代一直延伸到现代主义，并在课程结束时顺带提及20世纪后期的建筑。我为课程中间阶段选用的教材是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的巨著《建筑史：场景与仪式》（History of Architecture: Settings and Rituals）。鉴于该书跨越了数个世纪的历史，作者并未在20世纪部分着墨过多。在课程的最后三分之一阶段，学生们阅读的则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走向新建筑》（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和雷纳·班汉姆（Reyner Banham）的《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Theory and Design in the First Machine Age）。我和同事们当时认为，我们为学生提供了一次针对建成环境历史关键发展阶段的、多元且全面的梳理。
本文最初发表于 Common Edge，原标题为“与主流建筑评论界相左：罗伯特·A·M·斯特恩设计的耶鲁学院是场所营造的杰作”。
1月下旬，我参加了在耶鲁巴特尔礼拜堂举行的一场感人至深的追思会，缅怀温森特·斯库里。正是他引导我走上了建筑职业道路，并作为作家和历史学家持续激励着我。借此机会，我顺道参观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学院和保利·默里学院，这是耶鲁半个世纪以来新建的首批住宿学院。参观完后，我对这里的建筑品质赞叹不已，并由衷感谢母校的远见卓识，以及为提升城市与校园品质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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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本已下定决心，绝不卷入关于 ChatGPT 将在2030年前抢走地球上所有资深建筑师饭碗的无聊争论中。然而，Geethanjali Raman 和 Mohik Acharya 在本网站上发表的一篇见解深刻的文章，打破了我的这一决心。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即那些抓取互联网信息的算法，其上限完全取决于所获取信息的质量。建筑历史表明，所有新鲜事物都有其保质期，在一番大肆宣传之后，很快就会淡出人们的视线。唯有经过长期的评估与批判，最优秀的作品才能历久弥新。自互联网兴起以来广受赞誉、随处可见的任何新建筑，都极有可能未经时间的检验，因而不值得被奉为圭臬。况且，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人类设计史上最糟糕的一些建筑正充斥于网络空间中，排挤着那些尚未被数字化的更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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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1936—2022）与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生于1926年）是20世纪建筑理论界的两大巨擘。他们的学术生涯起步于英国，并最终在两所杰出的美国建筑院校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分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历山大）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里克沃特）。他们的职业生涯不仅与设计师和城市规划学者开展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关键时期相重合，而且在诸多方面，持续启发着当今新一代致力于批判晚期资本主义发展、关注地球生存危机的学者。然而，对许多人而言，他们仍鲜为人知。
本文最初发表在Common Edge上。
中国的寺庙已经屹立了几个世纪，风雨飘摇，却依然坚固，没有一个裂缝或木材错位。它们采用一种古老的技术，称为“榫卯结构”，不需要使用钉子或金属零件来连接木质结构元素。斯堪的纳维亚的立柱教堂几乎同样耐久。毫不奇怪，在瑞典和整个中国，有大量的树木。
那么，过去几年来，“大型木材”建筑创新为何如此受瞩目呢？正如Boyce Thompson在他深思熟虑的新书《大型木材创新：商业建筑中以风格封存碳（Schiffer Publishing）》中所论述的那样，对于那些因为昂贵的钛金外皮和巨大碳足迹感到愧疚的建筑师而言，这将成为“绿色”技术领域的下一个大事件。彩色照片展示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这些建筑位于木材产业一直健康的地方，如太平洋西北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日本人用进口材料建造原木小屋，这些材料几乎可以媲美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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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前往 匹兹堡 参加了一场精彩的手绘研讨会，地点设在 卡内基梅隆大学（CMU）卓越的建筑学院。据我所知，该校并未跻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排名的前十之列。这实在令人费解。这里的课程设置前沿，师资力量享誉全球，学生们也踏实而富有才华。此外，CMU 设计群体中的有色人种比例甚至高于 普林斯顿大学、南加州建筑学院（SCI-Arc）或 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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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勒·柯布西耶的划时代著作《走向新建筑》（ Vers Une Architecture）第一版的百年纪念。尽管 2007 年出现了新的英文译本并广受好评，但大多数其他执业建筑师还是阅读了 1928 年出版的第一个英文版，名为《Towards a NewArchitecture》。比较这三个版本很有启发性，尤其是在一个关键方面：在标题中插入“新”一词。然而这本书并不是真正关于新建筑的，因为它很少展示国际风格的建筑。相反，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巧妙地批判，旨在说服欧洲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大战前的各种建筑，重新开始。事实证明，这本书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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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伦敦国家美术馆拥有丰富的杰作收藏，但在其存在的两个世纪中，其建筑形象并不为人所称道。在其领导人的一次真正卓越而富有远见的决策中，美术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举行了一次竞赛，最终来自费城的文丘里、劳赫和斯科特·布朗（VRSB）赢得了竞赛，得以建造一座特殊的收藏展馆。
1988 年至 1991 年，在塞恩斯伯里（Sainsbury）家族捐赠资金支持下，作为对国家的献礼，这栋建筑得以增建，一经建成立即被誉为 20 世纪同类建筑中最好的作品之一，一直为伦敦市民所喜爱。并且从那时起，作为 William Wilkins 的平平无奇的古典建筑的扩建部分，它一直运转良好。研究罗伯特·文丘里、约翰·劳赫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作品的学者们认为该建筑无疑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然而，国家美术馆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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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大多数州一样，加利福尼亚州也面临着住房危机。但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加州正在切实努力改善这一现状，尽管批评人士总是不留情面地认为其发起的民间和官方举措依然杯水车薪。湾区通过修改规划法实现了附属居住单元（ADU）的合法化，但这几乎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作用。如今，一些城市正致力于进一步放宽规划限制（upzoning），好让开发商有更多空间推出租金更低的新建住宅。针对这一看似无解的难题，各式各样的研究层出不穷（有些由大学资助，有些由行业买单），并提出了或多或少带点激进色彩的解决方案。环保主义者自然而然地被塑造了反派角色，因为他们绝不容忍开发未开发的绿地。此外，加州人对民选官员的要求也极为严苛，现任州长去年就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
本文始发于Common Edge上。
千禧年后不久，《名利场》（Vanity Fair）——这本自称关注各种文化里程碑的杂志，邀请52名“专家”评选出1980年以来五座最佳建筑。评选结果异乎寻常；每座建筑基本都是由这些“专家”之一设计的，这些在候选建筑中占了绝大多数，因此很少有建筑能获得5票以上的。
本文最初发表于 Common Edge。
在本周的再版中，作者 Mark Alan Hewitt 谈到了模型及其重要性。他说，“对于我们这些在1950年代和60年代长大的人来说，模型是很热门的东西”。70 年代的建筑模型，类似于今天的虚拟效果图，这篇文章便回顾了模型的发展历史以及制作它们的艺术家。
本文原载于 Common Edge，原标题为 “为何我们不传授中国建筑？”
试问有多少美国建筑学教授知道有一本等同于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的中文专著？我估计答案是，很少。我教了20多年的建筑史，才发现了这本由一位据我们所知非建筑师或建设者的朝廷显贵所著的宋代书籍——《营造法式》。事实上，在明代以前，中国没有任何一座著名的寺庙、宫殿或祠堂是由建筑师设计的，因为在东亚的任何一种设计环境中，一个人负责一个建筑项目的概念是陌生的。
本文 最初发表于 Common Edge。
正如一个世纪前阿洛伊斯·里格尔（Alois Riegl）所指出的，纪念碑是记忆的辅助工具。雕刻其上的文字呼喊着“以此纪念”。尽管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裹挟着政治意识形态和社群价值观，但作为艺术品，它们能够独立存在，并在千百年的岁月中不断沉淀出新的内涵。许多我们至今珍视的杰作，其历史都与违背现代道德与禁忌的事件及行为纠缠不清：希腊神庙是建立在祭祀动物（早期甚至是祭祀人类）的祭坛之上的；金字塔是由奴隶建造的；集市十字架可能曾被用作鞭刑柱。事实上，凡是旨在铭记人类行为（无论事实还是虚构）的人类造物，皆非绝对“无辜”。
文章最初发表于Common Edge。
本文摘自“绘见世界：建筑设计的认知史”一书的最后一章。文章概括了重塑建筑教育与实践的几点建议，使用体现认知理论，即人脑在建成环境中作用的科学，来强调设计师应摒弃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传统，自工业革命以来建筑师们已逐渐远离了手作艺术。尽管下列练习方法已经被一些个人教育者和课程采纳，但并没有由注册建筑师协会（NCARB）批准并广泛传播。
本文 最初发表于 Common Edge。
执业建筑师的职业生涯与规划分区法规（zoning regulations）休戚与共。在开展常规项目时，我们首先要研读地方条例并致电当地官员，以向客户确保其期望的方案在现行土地利用法规下是可行的。运气好的话，项目无需经历繁琐的规划变通方案审批（variances）以及在面无表情的规划委员会前进行听证，便可顺利建成。然而，如今的情况正变得日益复杂：15年前看似顺理成章且合情合理的做法，现在却被认为极具争议，以至于需要召开公开听证会，甚至可能需要聘请高价律师来协助解决。而问题的焦点，往往在于保护邻近业主的“权益”——在他们看来，任何新开发项目都会威胁到其房产的贬值。
由专业建筑组织吹捧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奖项类别和标准制度往往在开幕后就落幕,对建筑物的日常能源使用缺乏考量。在目前的形式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要如何重新思考可持续性在当今建筑中的含义？第一步可能是停止奖励专门建造的建筑,而是把目光投向我们已有的建筑。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commonedge上, 原标题 "为什么建筑再利用应该成为接下来的一大要务"(Why Reusing Buildings Should be the Next Big Thing) 。
在1992年就全球环境主题举办的里约会议(Rio Conference)的开幕仪式中, 三个问题变成不容质疑的事实:地球确实在变暖;化石燃料不再是一种可靠的能源;建筑环境必须适应新的现实情况。那一年, 我在《建筑教育杂志》(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不可预知的环境而建筑》(Architecture for a Contingent Environment)的文章, 建议建筑师与自然学家和环保主义者一起来面对这种情况。
文章最早以“罗伯特·文丘里和困难的总体”为题发表在《公共边界》（Common Edge）。
罗伯特·文丘里（1925-2018）是上世纪影响力最广泛的美国建筑师，不过，这并非因其建筑作品，或是因其设计师的身份。他作为建筑师可能永远无法与赖特或康甚至盖里比肩。在1965至1985年间，他和他的合作伙伴，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改变了所有建筑师看待建筑、城市、景观的方式，他们改变的方式近乎等于同一时期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鲍勃·迪伦（Bob Dylan）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改变我们看待艺术、媒体、大众文化的方式。
我在1970年代做学徒时，曾与鲍勃·文丘里（同指罗伯特·文丘里）共事；我同样是读着他的书、看着他的建筑、感受着他如父一般的关怀长大的。他和我的父亲仅相隔一年，而丹尼斯与我母亲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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