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的设计越来越多地旨在规避风险。在此过程中，城市需要收集关于气候、基础设施、生物多样性以及社会分化的数据，以便让“韧性”一词成为规划中的常态。然而，导致极化、公民参与度降低以及生态崩溃的深层原因，却往往鲜有人质疑。主导城市实践的工具往往仅关注人类体验的单一维度，而转型中的情感与想象维度，则并未被视作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哲学家菲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曾提出，持续的生态转型有赖于同时关注三种不同的生态：心理生态、社会生态与环境生态。主流的环境政治往往只侧重于其中的一到两项，将复杂的状况简化为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特定问题。而古老的仪式则提醒着我们，变革有赖于能够同时调动身体、社群与环境的实践。
人工智能已从一项新兴技术转变为日常工作的必备工具。建筑师与室内设计师正将其融入工作流，从而缩短了从初始概念到最终落地的周期。在建筑表现领域，AI 已自然地嵌入现有的工具和流程中，与 Revit、AutoCAD、SketchUp、Lumion、Enscape 及 Twinmotion 等软件协同发挥作用。
在此背景下，Render AI 于三年前应运而生，其宗旨是快速、直观地融入设计流程。作为一款专为设计、建筑和室内设计事务所打造的 AI 渲染工具，它能够将手绘草图、3D 模型、Revit 截图、二维图纸或现场照片转化为高质量的客户汇报图像。
纪念碑通常是一个国家所委任建造的最保守的建筑。它承载着稳定记忆、清晰呈现历史以及为共同叙事赋予公共形式的期许。然而，二十世纪的东欧——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却诞生了一整套与这些预期背道而驰的作品，挑战了纪念碑、记忆与再现之间的传统关系。这些建筑实践通常被统称为 spomeniks（纪念碑），它们或许是该地区涌现的更为广阔的纪念性建筑图景中最著名的代表。彼时的这些社会刚从占领、内战或革命中复苏，没有一个社会拥有能够承载其复杂历史的单一象征性语言。因此，许多建筑师和艺术家并没有去寻找新的英雄或偶像，而是转而将空间本身作为构建记忆的媒介。
这些纪念碑介于雕塑与建筑之间，处于一种不寻常的地位。从某种尺度来看，它们犹如精心设计的抽象构图，其条理之清晰堪比康定斯基的画作。而在另一种尺度下，它们似乎未完全定型，仿佛在试探一种尚在成型中的空间语言的边界。它们的形式往往介于笃定与实验之间，使同一座纪念碑既可被视作受控的几何体，也可被读作对集体记忆如何栖居于空间的开放式探索。然而，正是这些多重解读的并存，赋予了其中许多作品经久不衰的多义性。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诞生了两座在建筑与城市规划史上留下深远印记的城市。它们源自相同的设计理念，却相隔1.4万多公里。位于巴西的巴西利亚与位于印度的昌迪加尔，皆深受现代主义原则的影响，均属于规划并平地起建的新城。
这两座城市诞生于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变革背景之下，当时许多国家正致力于将新首都塑造成进步的象征。因此，它们均承担了某种战略角色。通过其所采用的建筑语言，强化了与国家权力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和身份叙事。
它们是遵循乌托邦愿景凭空构想出来的城市。作为先锋都市，它们本应免受20世纪中期困扰传统城市的种种弊端，成为展现进步政治意识形态之美学原则的典范，并全面拥抱新技术——尤其是汽车。
然而，这种对未来的承诺最终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些困境固然反映了各自国家所经历的社会与经济阵痛，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也受到了如今饱受争议的现代主义理念的“浸染”。
灵活多变是当代室内设计最具定义性的特征之一。办公、教育设施、酒店和文化场馆都需要具备适应性。这些空间需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活动进行扩展、分隔、开放和关闭，同时又不能牺牲舒适度或声学品质。因此，如何划分空间已不再是次要的设计决定，而是决定建筑性能的核心要素。
每隔十二年，普拉亚格拉吉（Prayagraj）的恒河两岸就会崛起一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随后又悄然消失。大壶节（Maha Kumbh Mela）在为期六周的时间里吸引了超过4亿朝圣者，这需要构建一套完整的城市基础设施：浮桥、野战医院、数公里长的临时道路，以及在太空中都清晰可见的网格状帐篷城。节日结束时，这一切又会被彻底拆除。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集会能创造出如此极致的“流动建筑”——它为抵达而建，为短暂存续而设计，旨在不留下任何永久的痕迹。大壶节的规模固然空前，但其所面临的境况并非孤例：流动性已成为本世纪最具决定性的空间课题。
本月，ArchDaily 将共同探讨“流动的建筑：土地、边界与归属政治”这一主题，审视流动性如何重塑建筑与领土、所有权及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这一议题并非将“流动”视为一种亟待解决的危机，而是将其作为重新审视建筑、城市和边界本质功能的根本视角：它们在容纳谁，又在排斥谁？它们究竟让什么成为了永恒？
在不同的气候与建造文化背景下，许多当代项目正以全新的方式运用地方营造法。生土墙、竹结构、遮阳过渡空间以及集体营造过程，已不再仅被视作某种历史参照，而被重新定位为应对当下及未来建筑所面临挑战的切实工具。
在这些项目中，风土智慧体现在一系列务实的决策中：如何在无机械设备的情况下为建筑降温、如何就地取材、如何提高结构的可维护性，以及如何将营造知识保留在未来使用该建筑的社区中。让这些智慧变得不可或缺的现实境况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已然来临。
建筑材料的生命起点，鲜少是其与建筑相遇的时刻。当混凝土运抵施工现场时，其原料石灰石早已历经开采、加工与蜕变；木材运抵之时，早已远离了培育它的森林；晶莹的玻璃，也早已看不出其原材料沙砾的痕迹。在材料正式投入建造之前，孕育它们的自然景观与生产工业，大多已淡出人们的视线。
在印度和西南亚及北非（SWANA）地区，另一种材料供应链正逐渐显现。稻壳、椰子纤维、甘蔗渣以及椰枣残留物，这些曾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材料，正越来越多地以保温隔热材料、复合板材、纤维板和水泥替代品的形式进入建筑领域。砻米厂、椰子种植园、糖厂和椰枣农场，正日益成为建筑供应链的一部分。
1743年，凡尔赛宫的一个庭院内安装了一个由绳索悬挂的小木舱，供国王路易十五私人使用。这个被称为“飞椅”的装置由暗处的仆人手动操作，无需楼梯即可在楼层之间移动。它在不经意间引出了现代建筑的核心命题之一：如何以高效、安全且与建筑融为一体的方式实现人员的垂直移动。
19世纪50年代初期安全电梯的引入，标志着这一原理实现了机械化，并为一场空前的城市变革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电梯，19世纪80年代芝加哥和纽约的摩天大楼将无法实现——这并非因为结构限制，而是因为垂直交通的可达性。电梯不仅让建筑向更高处延伸成为可能，还定义了这些建筑的运营逻辑：从核心筒的布局、大堂的组织方式，到谁能到达哪些空间。
人类生活高度依赖植物所提供的药物、建材和燃料，而植物在众多生态过程中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通过吸收二氧化碳调节气候，到保持土壤肥力、净化空气和水源，植物多样性为应对本世纪一些最紧迫的挑战提供了契机，其中包括粮食安全、能源获取、气候变化以及栖息地退化。在此背景下，植物园作为活态的避难所，孕育着创新、适应力与人类的韧性。然而，建筑实践究竟能从植物学及其方法中汲取什么？
随着对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主办城市盘点的推进，我们将目光投向目前北美 最宜居的城市 ——温哥华。艺术家道格拉斯·库普兰（Douglas Coupland）曾将温哥华称为 玻璃之城 ，以此形容其市中心占据主导地位的钢与玻璃建筑美学；然而，这座城市实际上拥有极其多元的建筑风貌，从20世纪的爱德华时代建筑到独特的21世纪现代主义地标，不一而足。
温哥华以其优越的生活品质和亲近自然的便利性而闻名。尽管生活成本不菲，但这座城市提供了高质量的市政服务以及充足的休闲和公共空间，这一点在其建筑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许多改建自办公楼和机构建筑的项目，如今已焕发生机，转型为公共与款待空间。
坐落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萨瓦河畔的一处前水泥厂旧址，成为了第21届圣戈班建筑学生大赛的起点。本届大赛由圣戈班联合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World Green Building Council）、OneClick LCA、贝尔格莱德市、贝尔格莱德学术游艇俱乐部、塞尔维亚绿色建筑委员会以及“绿与蓝走廊”协会（Green & Blue Corridors Association）共同举办，邀请参赛学生设想一个新的体育与休闲中心，旨在将这片工业滨水地带转型为全天候的公共去处。共有来自34个国家的200多所高校参与了本届建筑学生大赛。
《Room For Dreams》播客的第三期节目直面了现代城市规划中最紧迫的困境之一：如何在不抹去历史的前提下，为旧建筑注入新的生命。本期节目与 INDX|GLOBAL 合作，在 2026 年米兰设计周现场录制，邀请了 Kiran Gala、Vivek Gupta 和 Carl Bhesania 三位建筑师，共同剖析适应性再利用背后复杂的现实境况。
北半球的冬至不仅标志着一年中白昼最短的时刻，也让人重新审视建筑长期面对却往往忽视的维度：时间。除形式与功能之外，建筑与空间持续受到光影周期、季节交替以及环境律动的形塑，这些因素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栖居体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建筑项目开始明确地将这些周期纳入设计。建筑师不再局限于设计功能单一、形态固定的空间，而是着手创造能够随一日晨昏、四季更迭，或响应太阳轨迹、月相变化、风向模式及昼夜节律等自然现象而流变的环境。这些项目与时间展开对话，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呈现出各异的形态、转化路径与生命力。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开始习惯于追问我们所消费的物品究竟源自何处。我们查看标签、寻找本地生产商，并探究生产链，试图理解自身习惯对个人健康及地球造成的影响。
然而，在建筑领域，这一问题仍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我们往往知道是谁设计了一座建筑，了解其饰面、门窗制造商、饰面材料品牌，甚至其节能表现，却极少追问是哪些成吨的原材料使这座建筑的诞生落地成为可能。
建筑与设计在步入 2026 年之际，正处于重新实验、紧迫的环境反思以及关于建成环境的全球对话不断扩展的交汇点。随着城市面临气候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技术变革的多重压力，今年的国际日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观察这一学科如何以创造性、批判性和集体性的方式作出回应。从历史悠久的双年展到新设立的平台，2026 年的各类活动凸显了建筑作为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之记录与更公平、可持续未来之驱动者的演变角色。
建筑学界在探讨生态设计时，往往将其视作一项近代发现。生物多样性廊道、再生景观、海绵城市以及超人类城市主义均被包装成应对当代环境危机的最新方案。然而，在印度和西南亚及北非（SWANA）地区，因宗教实践而塑造的景观，早已在人、水、植被与动物之间建立了有机的纽带。早在生态效益成为设计衡量指标之前，寺庙储水池就已开始收集季风雨水，神圣林地在保护着生物多样性，而绿洲定居点则在世界上最干旱的一些地区维系着生命的运转。这些地方鲜有因明确的环境议程而诞生，相反，它们源于文化和精神实践。然而，其内在的环境逻辑在今天依然具有高度的启示意义。如今在“超人类设计”语境下探讨的诸多图景，其实已在这些被建筑师遗忘的“生态基础设施”中默默运转了数百年。
在许多拉美城市中，边缘化社区在获取资源方面历史性地处于劣势，而这些资源正是让城市生活超越基本生存的关键。住房、交通和公共服务通常是衡量这种差距的显性指标。然而，还存在着另一种难以量化的差距：缺乏供人们聚集、学习、休息和参与集体生活的场所。当这些空间付之阙如，城市不仅未能提供应有的服务，更是忽视了这一群体的存在。
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项目开始试图直接解决这一缺失问题。它们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基础设施，而是将投资转向旨在支持教育、文化、娱乐和社群发展的空间。在这些本就缺乏此类空间的社区中，此类项目往往将多种功能融于单一建筑之中。
在自然光成为关乎性能、舒适度或能源效率的考量之前，它首先是赋予建筑存在感的一种方式。自然光展现了墙面的肌理、洞口的深度，以及空间中时间的无声流逝。在诸如安藤忠雄与阿尔瓦·阿尔托等风格迥异的大师作品中，光线都是设计中不可或缺的“材料”：有时，它引导人们的视线走向沉思；有时，它又让空间显得更具人文关怀、更加温馨，并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在一个由建筑规范、气候紧急态势和房地产市场压力所定义的行业中，建筑竞赛已悄然成为该学科最具创造力的空间之一。由于不受预算、业主或城市规章的束缚，竞赛参赛作品让建筑师得以在建成环境可能达到的极限边缘进行思考。而且，这种思辨性创作正日益被视为一种本身就具有文化和学术价值的贡献。Buildner未建成项目奖（Buildner's Unbuilt Award）已举办至第二届，它正是这类尝试之一，将未建成项目视为一个平台，供建筑师和设计师分享挑战边界并启发未来可能性的概念。正因如此，这类竞赛让建筑专业人士和学生得以展示他们的想法与愿景，即便这些作品未能付诸建造，也同样体现了建筑学中的探索与创新精神。
“到2050年，世界上几乎每个孩子——近22亿儿童——都将面临频繁的热浪袭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这一警告通常被解读为公共卫生预测，但它同时也是对建筑学和城市建设方式的严峻挑战。随着亚洲、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极端高温愈演愈烈，热舒适度不应仅仅被窄化为由机器提供的室内服务。空调已成为许多城市的生命维持系统，在人口稠密、潮湿且快速城市化的地区尤为如此。然而，将其作为默认的解决方案，无异于将“热”视为一种可以简单转移的物质（且在此过程中还会产生额外的热量）——将其从室内排出到街道、后巷、电网和大气中。这种扩张加剧了能源需求，产生了废热，并加剧了人们在享受舒适度上的不平等。
然而，热的影响并不止于人体。它正在重塑更广泛的城市生态系统：树木在板结的土壤和辐射热严重的铺装中艰难生存；当植被被简化为装饰性绿化时，鸟类和昆虫便失去了栖息地；水体系统变暖，微生物活动发生改变，建筑材料在太阳落山后很久仍不断吸收并释放热量。“热”绝非一个仅靠躲进室内就能逃避的气候问题。它是一个城市行为体，重塑着公共空间、劳动生产、交通出行、植物配置、材料选择，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之间脆弱的共生关系。
“Room For Dreams”播客系列的第二期节目带领受众深入探讨了建筑如何在拥抱未来的同时而不失其灵魂。本期节目与 INDX|GLOBAL 合作，在 2026 年米兰设计周现场录制，邀请了建筑师 Arun Sharma 和 Jaskaran Singh，共同剖析“数字乡土”（digital vernacular）的真正内涵。
2007年，由 SANAA 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新当代艺术博物馆（New Museum）馆舍落成。这座建筑由错落堆叠的非透明箱体组成，外罩一层金属网表皮。当时，因其狭窄的动线和有限的占地面积所带来的垂直流线压力，似乎就预示着它终有一天需要某种形式的扩建。今年3月，该博物馆公布了备受期待的扩建方案，由 OMA 的重松象平（Shohei Shigematsu）和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共同设计。这座棱角分明且略微后退的伴随建筑不仅使博物馆的展览空间增加了一倍，同时也重塑了该机构与城市、以及与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设计的 SANAA 原建筑之间的关系。
在建筑的新闻发布会上，库哈斯将该项目描述为“不仅是一个延伸，而是一个互补体或对应物”。重松象平随后阐述道：“我们设想设计一对由两座截然不同却又高度关联的建筑组成的组合。一座更具垂直感且内敛，另一座则更具水平感且外向。”
在全球各地的城市中，工业生产的遗迹已成为探索新型城市状况的实验室。仓库、发电厂和造船厂，这些曾经象征着劳动力与进步的建筑，如今已成为等待被重新构想的巨大空壳。建筑师们没有选择抹除这些结构，而是寻找创造性的方式来使其适应当代需求，将生产空间转化为文化、教育和社区生活的场所。
这一转变反映了建筑领域优先事项的更广泛变革：少建多用。适应性再利用的实践，既是对环境紧迫性的回应，也是对城市环境中文化连续性需求的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