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权！当下与未来”（Right to Housing! Now and Forever）是一项官方的欧洲公民倡议（ECI），旨在呼吁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提供负担得起、可持续且公平的住房。欧洲公民倡议（ECI）是一种治理工具，允许公民向欧盟委员会提出法律提案供其审议。倡议须由居住在七个不同国家的至少七名欧盟公民发起，并在获得官方批准后的一年内收集到100万个有效签名。“住房权！当下与未来”的签名征集活动于2026年9月14日正式启动，目标是在整个欧盟收集120万个签名，以敦促欧盟委员会对该提案作出正式回应和处理。该项目是在“HouseEurope!”欧洲公民倡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后者此前仅专注于既有建筑翻新，并已于2026年1月31日宣告关闭，未能成功。这一全新提案由更广泛的联盟提出，不仅涵盖建筑翻新，还包括融资工具以及确保住房获取渠道的各项措施。
值此国际民主日之际，联合国今年重新审视了民主概念中的一项传统主张：公民广泛参与政府决策。借此机会，这一国际组织呼吁人们思考，如何通过促进公众参与和在政府决策中纳入多元声音，来推动构建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从空间视角来看，对民主的思考可以跳出这种自上而下的垂直框架，转而通过“相遇”来理解。什么样的空间才能被称为是民主的？建筑又该如何助力实现那些在历史上与民主息息相关的原则？在当前全球政治组织体系面临危机的大背景下，这一节日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们能够利用现有的社会空间工具，对个人主义和威权主义进行反思与质问。
任何住房危机最终都会演变为土地问题，而每个土地问题最终又会演变为价值观的选择。如今，美国西海岸正处于这一十字路口。从洛杉矶到西雅图，各大城市在寻找土地以建造承诺多年的保障性住房时，总是不可避免地面对同一个答案：公园或绿带。这看似是一项规划分区决策，实则是一场无声的公决，拷问着城市为了保障一种福祉而甘愿牺牲另一种福祉。
在经济、政治和气候不稳定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2026年奥贝尔奖（OBEL Award）强调了通过建筑方法重新思考现有及新兴基础设施的必要性。本届奖项的主题为“系统黑客”（Systems' Hack）。在这里，“系统”被理解为受共同规则约束、相互关联的机制，“黑客”则被定义为一种旨在改变这些机制运行方式的策略性干预。在此框架下，奥贝尔基金会（OBEL Foundation）宣布巴利阿里社会保障房模式（Balearic Social Housing Model）获得今年的大奖，并宣布2027年的新一届评选将延续同一主题。巴利阿里社会保障房模式因“在2019至2023年间改变了巴利阿里群岛社会保障房管理机构的角色”而获得认可，它针对西班牙严峻的住房短缺以及极度匮乏的公共租赁住房存量提出了全新的应对方案。
《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是一项获得美国参议院跨党派支持的住房法案，已于2026年7月11日自动生效成为法律。该法案的正式名称为《重建美梦住房机会（ROAD）法案》，被誉为自1990年《国家可负担住房法案》以来美国最重大的住房举措，也是“数十年来最全面的住房立法”。在全球住房危机的背景下，该法案修改了联邦住房计划，扩大了融资渠道，为社区提供补助，优化了建筑监管要求，并着力解决房屋产权过度集中的问题。该法律呼应了全球为保障适足住房而采取的各项倡议，例如限制短期租赁、对闲置住宅单位征税，以及对既有建筑进行改建与适应性再利用，旨在实现增加住宅供应和盘活存量住房的双重目标。
ReGreeneration 项目是一项由“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资助、由 Inetum 牵头，并获得 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C40 Cities）、奥雅纳（ARUP）、Placemaking Europe 等多家机构支持的计划。该项目致力于推动地方政府、私营企业、学术界以及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深度合作，共同探索城市更新、绿色公共空间与社区尺度设计的交汇点。其核心前提旨在探讨欧洲城市如何建设、维护以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该项目指出，在日益严峻的气候压力下，城市必须进行根本性变革才能保持其宜居性。
集体住宅是欧洲城市与社会形态的标志性特征。第二届欧洲集体住宅奖（European Collective Housing Award）现正征集项目，旨在彰显其社会影响力，并探讨支撑这些项目的政策框架。本次申报完全免费，截止日期为4月30日。
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性进程催生了广泛的集体住宅模式，在欧洲城市和建筑史上留下了深远的烙印：从维也纳的庭院式公共住宅（Hofs）、魏森霍夫住宅区（Weissenhof Siedlung），到勒·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Unité d'habitation），再到柏林国际建筑博览会（Interbau）上展示的作品。
现代主义运动的激进实践曾给社会住宅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一污名甚至连后现代主义也未能完全洗刷。然而，随着新千禧年的到来，在城市化压力、高企的房价以及生态环境危机的多重裹挟下，新型集体住宅再次兴起，重新唤醒了人们对福利国家理想的追求。
全球城市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致力于修复生态系统和增强公共生活的公民基础设施支持下，变得更健康、更绿色。 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全球气候目标、地方建筑规范以及市政标准正日益引导着设计师和规划师做出更佳选择。然而，许多城市仍难以将这些框架转化为日常街道层面的舒适体验以及长期的生态保护。如果我们不再将城市视为传统的都市，而是将其视作一个国家公园，会发生什么？
国家公园的运行依赖于保护系统，该系统将土地视为一个由生态关系网络构成的整体，而非孤立地块的简单集合。它们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基准，明确了随着时间推移必须予以保留、维护和向公众开放的内容。当这种逻辑应用于城市环境时，其成功能够激发设计师、政策制定者和居民的自豪感与共责意识，从而促成对健康、栖息地和公民基础设施的集体承诺。
城市更新本就充满挑战 —— 资金层面错综复杂，政治层面敏感易受关注，利益相关方众多，几乎注定会让某些人感到不满。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许多城市宁愿维持现状，也不愿冒险对根深蒂固的城市肌理、居住空间及其动态关系进行改造；毕竟一旦“沉睡的熊”被惊扰，意想不到的麻烦往往会接踵而至。
位于东京涩谷的宫下公园（Miyashita Kōen），正是这一困境的典型缩影。其当下形态 —— 一座集多层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在商业活动与可供公众使用的公园之间寻求平衡 —— 历经多年协商、批判与调整方得以成型。最终成果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公私合作范例，它致力于协调城市设施、日常休闲与经济可行性之间的关系，打造出一片承载公共生活、同时又能自给自足维持运营的城市新空间。
交通导向型发展（TOD）是一种全面的城市规划策略，旨在围绕公共交通枢纽打造密集、宜居且充满活力的社区。通过将住宅、商业和休闲设施无缝整合在交通节点附近，TOD 旨在减少对汽车的依赖，增加公共交通的客流量，并刺激当地经济发展。政府机构通过区划改革、放宽容积率（FAR）、出售空权以及促进公私合作来为公共基础设施筹集资金，在这些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目前东亚已涌向了许多成功的 TOD 案例。而在纽约市等不同背景下复制这些模式的努力突显了将 TOD 原则适应当地条件、地理特征和社区需求的重要性。
在设计领域，我们经常谈论需要有足够服务社区的公共空间；我们讨论需要公园让人们能够接触自然；我们关注公共交通，以减少对汽车的依赖使我们的星球更健康。但我们缺少的公共空间是什么？当我们没有足够的公共厕所时又会发生什么？
在建筑师报本周的重印中，专业研究住宅和健康的城市学家 Karen Kubey 提出了一个问题：城市公共空间的诞生是“被发明的还是通过协商”得到的？这篇文章的观点基于 Mariana Mogilevich 所著的新书《公共空间的诞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公共空间是否是城市中协商的产物。
自从城市出现以来，就一直有一个紧迫的、关系到城市未来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让城市变得令人向往？“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居民居住在城市，预计未来十年这一数字还将攀升，全球有超过50亿人居住在城市核心地区。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城市在寻找方法变得更具吸引力，吸收人才，吸引大小企业的加入。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设计师和建筑师们正在从酒店、餐厅、办公设施体验和景观建筑等几乎所有设计领域，对革新的解决方案进行反思和设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影响我们健康和安宁的因素中，有19%与建筑环境直接相关，这使得建筑师和设计师成为保护公众健康的关键。
三年前,在卡洛斯·加西亚·巴斯克斯（Carlos García Vázquez）出版著作《现代城市理论与历史》之际，我们邀请他进行了一次座谈，主题是现代城市——这个复杂而“不确定的生物”，着重讨论了定义当代城市的三种类别：大都市，特大都市和超级大都市。
从“传统空间规划引领者”(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建筑师)的角度，这本书阐释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在各自领域中，对城市规划、改造、开发和发展的推动作用。120年以来，城市中心已经从“吞噬人”的机器，转变为个人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堡垒；然而，关于城市的问题依然存在着——城市真的获胜了吗?
“是的，”加西亚·瓦斯克斯说，“但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