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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权利:建筑如何将纯真转化为一种立场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批零星浮现的小型事务所(其创立均未满十五年,且体量尚不足以需要发表传统意义上的宣言)彼此独立地达成了某种相同的“拒绝”姿态:在建筑学这个过去十年里一直将“笃定”作为完美饰面进行兜售的学科中,它们拒绝过早地表现得过于确信。它们或许会抵触被归入同一门类,但这一巧合本身说明了,在2008年之后,建筑实践中的某种特质让“天真”成了唯一值得尝试的姿态。

至少从2019年起,Fala 就开始用一个由两个词组成的定义来描述自己,并在数十家建筑媒体上被一字不差地反复引用:“一个天真的建筑事务所”(naïve architecture practice)。没有脚注,没有讽刺,仅仅是一个成立于2013年的事务所,凭借着一个建筑学花了一个世纪试图摆脱的词汇,在十年的时间里建造了一系列住宅、鸟屋和公共机构委托项目。这个词引发的问题不在于其建筑是否足够优秀(它们通常确实很优秀),而在于一个事务所选择将“天真”作为公开立场意味着什么。后讽刺(post-irony)的终点与营销的起点究竟界限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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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利亚与昌迪加尔:远隔重洋的两座现代主义乌托邦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诞生了两座在建筑与城市规划史上留下深远印记的城市。它们源自相同的设计理念,却相隔1.4万多公里。位于巴西的巴西利亚与位于印度的昌迪加尔,皆深受现代主义原则的影响,均属于规划并平地起建的新城。

这两座城市诞生于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变革背景之下,当时许多国家正致力于将新首都塑造成进步的象征。因此,它们均承担了某种战略角色。通过其所采用的建筑语言,强化了与国家权力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和身份叙事。

它们是遵循乌托邦愿景凭空构想出来的城市。作为先锋都市,它们本应免受20世纪中期困扰传统城市的种种弊端,成为展现进步政治意识形态之美学原则的典范,并全面拥抱新技术——尤其是汽车。

然而,这种对未来的承诺最终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些困境固然反映了各自国家所经历的社会与经济阵痛,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也受到了如今饱受争议的现代主义理念的“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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