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在第一届巴西优生学大会（First Brazilian Congress of Eugenics）的开幕式上，医生兼人类学家埃德加·罗凯特-平托（Edgar Roquette-Pinto）向台下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当时，人们正极力思索一个问题：像巴西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该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并改善其人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罗凯特-平托极力推崇“优生学”（eugenis/eugenia），认为这门新兴科学将与医学、卫生学协同发力，确保种族的效能与完美。这位巴西科学家用以下这段话，强调了一项将建筑带入优生学——即所谓“改良”种族科学——运动核心的实证主义议程：“必须强调的是，[对我们种族的]影响并非源于自然环境，而是源自人类创造的人工环境。”在大会的开幕致辞中，罗凯特-平托促使人们注意到人造环境在“改良”巴西多元人口的“生物遗产”（他如此称呼）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在发出这场社会工程的邀约时，罗凯特-平托指出了环境与基因的合谋，他们正寄希望于这种合谋能带来进步的契机。
故事始于一个关键的全球性时刻：20世纪初，最初发源于法国的医学科学话语漂洋过海，与巴西方兴未艾的建筑、景观、城市规划及美学话语交织在了一起。在这场意识形态交汇的风暴中心，是两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运动：卫生学与优生学。它们成为了让建筑与社会工程展开深度对话的双重载体。卫生学被构想为重塑和重组人类生活的全面改革规划，它规定了对人类行为的控制、有害细菌与疾病的消除、清洁水和空气的输送以及开放空间的提供。而优生学，这一旨在彻底改良人类种族的社会与生物学运动，则将遗传和环境工具化。区别于认为进化不受环境影响、纯粹由遗传驱动的孟德尔优生学，法国以及后来巴西所采纳的优生学形式，建立在法国自然科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 Baptiste Lamarck）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基础之上，即认为进化是由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所驱动的。事实上，早在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于1883年创造“优生学”（源自希腊语 εὐγενής，意为“出身高贵”）一词来定义这门“研究所有能改善种族先天素质、并能将其发挥至最大优势的影响因素”的现代“科学”之前，法国的优生学思想和实践就已经生根发芽。在对衰退日益迫切的恐惧驱使下，法国医生将医学视为一种能够调控繁衍、整饬社会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