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不断的战争使乌克兰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然而，建筑往往能够超越人类寿命的跨度，并因此成为畅想未来的工具。无论是推测性的、概念性的还是实践性的建筑设计，都是一种将超越当下现实的生活与互动方式具象化的手段。在本次由ArchDaily读者提交的概念项目精选中，我们看到了旨在解决住宅、教育和商业领域当代语境的材料、空间和象征性策略。
尽管自2023年底以来冲突线相对处于僵持状态，乌克兰各城市仍不断涌现出新的建筑与城市开发项目。在本文中，我们整理了位于文尼察（Vinnytsia）、利沃夫（Lviv）和基辅（Kyiv）等城市的未建成项目精选。这些项目涵盖了住宅、商业、综合体建筑设计以及一个教育综合体。此外，还有两个住宅项目被设计为无特定选址的原型，以作为对该地区基础设施流失和不稳定局势的潜在应对方案。
在机械系统介入之前，建筑本身能否塑造空间舒适度？鉴于建筑能耗占全球总能耗的近40%，且人们有近90%的时间在室内度过，建筑的热工性能已成为当下最紧迫的建筑议题之一。然而，尽管热工性能常与保温隔热系数、能效评级或机械系统联系在一起，但它实际上始于技术设备引入之前的空间决策。建筑的朝向、气流、采光以及开窗位置，都会影响其在一天之中如何吸收、蓄存和释放热量。
热工性能不仅关乎减少能源需求，更关乎如何顺应气候变化以维持舒适的室内环境。它与热舒适度（即使用者对温度、气流、湿度和辐射热的实际感知）紧密相关，对人们的健康、福祉和工作效率的影响，不亚于对运营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健康的室内环境能将学习能力和工作效率提升多达15%，这进一步佐证了环境性能、韧性与空间品质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
从项目选定材料到最终安装，其间存在着一个对最终成果起决定性作用的隐性环节：加工制造、物流以及深化协调。这些因素不仅决定了工期和成本，更关键的是，它们决定了初始的设计意图在落地时是被完整保留还是在执行阶段大打折扣。外立面系统，尤其是作为建筑外围护结构中兼具美学与视觉表现力的部分，最能直观地暴露出这一落差，因为它们构成了建筑最外显的表皮。
选用外立面系统绝非单纯的美学抉择。它会触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型材的供应、固定系统、公差配合、施工工序以及对当地规范的合规性。一旦其中的某个环节出现偏差，其负面影响往往不容小觑。相比之下，一体化的外立面系统——即在设计之初就兼顾外观与安装可行性的系统——往往能有效弥补这一落差，将系统协调融入自身的逻辑之中，从而减少了现场临时应变的需要。
Daryan Knoblauch 的作品立足于建筑与即时文化生产的交汇点，致力于探讨如何通过张力与氛围使空间变得清晰可读。他并未将临时性作品视为次等建筑，而是将装置、舞台和活动建筑视为严谨的学科课题——在这些项目中，围合、结构稳定、光影与动线必须以对待任何常规建筑一样的严肃态度来攻克，且往往面临着更苛刻的限制和更紧迫的时间节点。
纵观其设计，贯穿始终的是高现代主义的精密性与刻意保留的质朴装配清晰度之间所产生的积极张力。膜材料与轻量化系统绝非仅仅用于营造表面视觉效果，而是作为结构和空间的媒介——根据风荷载、结构荷载和使用状态进行精确调试，从而营造出一种既能被视觉感知、又能被身体感悟的崇高感。在这些作品中，瞬时性不仅代表着存续的维度，更是一种设计的前提条件：时间的流逝让风雨侵蚀、日常磨损和行为介入等种种力量变得更加直观，同时也催生出一种兼具严苛标准与应变能力的建造伦理。
建筑遗留在地下的东西，比它在空中建造的东西更为持久。一栋被拆除的建筑可能在几天内就从天际线上消失，但它的地基却会世代留存在土壤之中。当一座工业园区被拆毁时，其造成的污染并不会随之消散。当殖民统治结束时，刻在殖民地领土上的法律边界也不会因此溶解。土地承载着那些被建筑转瞬即忘的一切。
正因如此，土地作为一个研究主题才显得如此棘手。建筑学倾向于向上看，关注形式、立面以及居住的空间体验。然而，地面是建筑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它的终点：在这里，建筑物转化为地质存在，法定产权转化为领土诉求，而建造行为则转化为资源开采。将土地视为一种媒介而非仅仅是一个基准面，意味着必须承认，建造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远比地面上肉眼可见的物理实体要深远得多。
Buildner 公布了其第七届“情感博物馆”设计竞赛（Museum of Emotions Competition Edition 7）的获奖结果。作为一项年度国际设计竞赛，“情感博物馆”旨在引导参赛者探索建筑作为情感唤起媒介的无限潜力。
本次竞赛的任务书要求设计一座包含两个展厅的概念博物馆：一个旨在诱发负面情绪，另一个则旨在激发正面情绪。参赛者可自由选址（真实或虚构均可）并自行决定项目规模。竞赛对“正面”与“负面”的定义不设限制，留给设计者自行诠释：在设计师眼中，哪两种情绪会形成最强烈的对比？建筑师又该如何构想空间，去唤起恐惧、愤怒、焦虑、爱或快乐等复杂情感？
建筑设计如何成为推动生态保护的积极工具？将自然视为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与自然和谐相处便构成了人类、生物和自然循环之间无数相互关联的基础。顺应景观的设计意味着学会与其时间动态共存，而非试图控制其过程。一个地方的传统、生态、过去和现在，共同塑造了能够诠释其社区特质的空间。景观建筑可以从鸟类、植物和其他自然元素中汲取灵感，从而构建起由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交织而成的复杂、动态的环境网络。
什么是具有韧性的住宅？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正变得日益频繁。从停电、飓风、地震，到山火、洪水和干旱，世界正在经历一个转型与适应的过程，这需要多学科之间的协同合作。建筑在建成环境中扮演的角色，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住宅在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如何表现的契机——这不仅仅体现在对未知状况的预测上。韧性设计意味着进行整体性思考，综合考量材料选择、能源系统、景观规划和构造细节，从而预判干扰并帮助住宅快速恢复。它旨在创造能够随环境共同演进、值得世代保留并历久弥新的建筑。
几个世纪以来，建筑一直以一种静止的永恒性而存在。人们通常认为建筑是固定的，其墙体和地基在空间中无法移动。然而，越来越多的建筑师正在挑战这一传统认知，他们将运动融入到建筑自身的表皮肌理和建构体系中。
当屋顶可以旋转、墙体可以滑动，且整个结构能够回应其中的使用者时，奇妙的化学反应便发生了：建筑空间转化为了日常生活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活跃要素。这些关于空间的开启、闭合、推移和转换的瞬间，不仅让建筑与当下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更激发了使用者的主动参与。此时，建筑不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物件或纪念碑，而更像是一场由大众共同参与的“空间编舞”。
在当下的城市中，城市密度的提高和土地价值的攀升，往往迫使人们在大型市政建筑与开放公共空间之间做出抉择。传统上，广场通常被视作环绕建筑基底的周边区域；然而，随着20世纪初现代主义运动引入“底层架空（pilotis）”，这一格局发生了改变。尽管最初的构想是通过创造一种轻盈感来引导人流与光线在结构下方自由流动，但在当今，抗震荷载、消防疏散以及高密度人流等现代规范要求，使得细长立柱已无法满足大型市政项目的现实需求。
话虽如此，对建筑轻盈感的追求并非现代独有的现象。继现代主义引入底层架空之后，20世纪中期的若干项目便开始尝试通过悬浮的幻象来实现市政建筑的透明性。1953年，由 Mario Valenzuela 设计、位于特古西加尔巴的洪都拉斯国会大厦，便将这些原则应用到了立法机构的建筑设计中。该建筑由一个坚实的会议厅体量组成，通过一系列纤细的立柱将其架高。得益于基地位于坡道尽头台地的地理优势，其形成的架空层不仅满足了交通流线的需求，更框景了城市风貌，营造出厚重的立法大楼轻盈悬浮于城市肌理之上的视觉观感。
建筑师习惯了在建筑落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享有其创作者的声誉。即使在最初的设计图纸问世数十年后，他们的名字依然通过照片、出版物和历史文献与项目紧密相连。然而，建筑本身却很少能长期忠实于这种单一的叙事。家庭人口在增长，技术在变革，商业活动在涌现，日常生活也带来了任何规划都无法完全预见的各种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筑不断积累着改造、修缮、加建和即兴创作，从而逐渐偏离其最初的形态。
鲜有项目能像利马 PREVI 项目那样直接地面对这一问题。作为秘鲁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起的“实验性住宅项目”（Proyecto Experimental de Vivienda），PREVI 邀请了一个国际建筑师团队，共同开发能够适应未来生长的住宅原型。该项目常因其强大的设计师阵容而被人们铭记，其中包括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阿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和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等大师。五十多年后，这个社区已然成为居民自主决策的生动记录，展现出一种旨在“保持未完成状态”的建筑形态。
建筑学院通常会在学生身上留下深远的烙印，在正式教育结束很久之后，仍在塑造着他们的设计风格和批判性探索能力。例如，创立于 1972 年、总部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 SCI-Arc 便是一所因其实验性、批判性研究和创作独立性文化而闻名遐迩的学府。该校的名望建立在一个核心理念之上，即：建筑应当被视为一个与艺术、技术、设计和当代文化展开开放对话的领域。其校友多元化的发展轨迹表明，这种环境能够催生出截然不同的专业路径，但他们都抱有探索新可能性的共同意愿。
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社会和城市挑战，如今跨学科的学习与交流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每年夏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CED）都会成为建筑、景观和城市探索的密集实验场。通过“可持续城市设计与创新”（DISC）和“夏季学院”（Summer Institutes）这两个互补的项目，伯克利提供了一种兼具学科严谨性、有意识交流以及共享学院文化的沉浸式课程。这些项目共同体现了环境设计学院（CED）长期以来的多学科架构，让建筑学、景观建筑学、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在同一个屋檐下蓬勃发展、协同合作。
多年来，影院建筑一直在不断自我重塑。从调动多重感官的观影体验，到重新诠释过往时代美学的材料技术，电影院这一概念推动了众多废弃、破败甚至受历史保护的空间得以恢复、激活和更新。正如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的雄伟电影院（Majestic Cinema）体现了其重要的社区功能一样，许多20世纪的建筑也通过适应性再利用，找到了修复并延续对社区依然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记忆与传统的契机。
建筑从未局限于建造行为本身。它始终在物质实践与思想反思之间不断协商。然而，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许多建筑师逐渐意识到，仅凭建成项目并不足以回应这一学科所面对的复杂问题。经济压力、政治语境与功能需求常常限制了建筑实践的范围。
相比之下，展览和策展平台为实验与批判创造了空间，使建筑能够反观自身：重释过去，质疑当下，并投射未来。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建筑师—策展人”的身份逐渐出现。他们将策展本身视为一种设计实践——设计的对象不再是墙体或立面，而是话语、叙事与意义框架。
Ola Hassanain 是一位在荷兰创作的苏丹建筑师与艺术家，她将于 2026 年晚些时候参加在肯尼亚内罗毕举办的泛非建筑双年展。这三个地方都在述说着建成环境与水之间的故事。它们展现了江河湖海等无形而强大的自然力量，与人类试图塑造和控制这些力量之间的持续博弈。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的这些尝试都带有索取性质。而灾难的发生，往往是由于这些尝试用力过猛，或者是管理不善，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随着建筑围护结构技术要求的不断演进，防火性能已成为通风外墙设计中的关键指标。在这种背景下，业界对防火性能的分析不再仅局限于单一材料的燃烧反应，而是更加关注在潜在的外部火灾蔓延场景下，整个建筑围护结构的协同应对表现。
建筑是什么？对一些人而言，建筑的传统角色，是将想象力、技术知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结合起来，使建筑师能够在设计与建造之间行动，并在理念与实现手段之间取得平衡。从早期建筑中的石材和木材，到 20 世纪的钢材与混凝土，每个时代都要求建筑师不仅理解形式，也要掌握所使用材料的属性与潜力。对材料的理解始终是创作过程的重要部分，只是其范围长期受限于当时可用的知识与技术。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平衡开始发生变化。建筑师不再只是使用材料，而是开始主动设计材料：他们运用科学原理，尝试生物、化学与计算过程。这一演变拓展了建筑的可能性，使自然、技术与艺术产生交汇，也将建筑师的角色推向一个更具实验性、由科学驱动的维度。在这里，对材料的操控与创造不再只是实现形式或结构的手段，而成为创作行为本身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建筑与其他文化形式一样，主要通过印刷媒介被记录、传播和推广。书籍、期刊和杂志承载着建筑学科的观点与图像。由于建筑实践高度依赖视觉交流，建筑类印刷期刊也在学术出版物与商业杂志之间建立起一种连接。战后数十年间，一批制作精良的出版物持续塑造着某种共同的判断框架，提示着行业普遍认为哪些项目值得讨论，哪些作品具有示范意义。
在主要文化中心，少数出版物长期影响着建筑话语。它们的视角通常成熟、专业，并经过严谨编辑，将庞杂的全球建筑产出筛选、压缩为一组被认为足够重要的项目。这一系统确实偏向了某些实践者与地理区域，但同时也让建筑进入了更广泛的公众想象。建筑开始被大众记住；以亲身体验建筑为目的的文化旅行（cultural travel），也逐渐从少数人的兴趣变成一种更常见的行为。
从远处看，新贝尔格莱德（New Belgrade）的一处住宅街区显得井然有序。混凝土板以严整的连贯性不断重复，窗户排列成匀称的网格，阳台层层叠叠，透露出一种对自身系统笃定无疑的自信。然而，走近观察，这种观感便发生了变化。一个阳台被铝合金玻璃窗封闭起来，另一个则因临时搭建的遮阳棚而显得柔和。外立面局部因加装保温层而变厚，而晾晒的衣物框住了墙面的另一角，宛如一项偶然形成的立面研究。尽管居民的入住让这里的秩序不再那么千篇一律，但该区域依然保留着规划的痕迹。在这种秩序之下，重复性在日常居住的雕琢下被逐渐改写。
在一个高度讲求工程公差与性能确定性的行业中，室内饰面工程却依然依赖着一种极易给项目引入变量的施工方式。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工匠，往往也只能凭个人经验来调配材料——靠肉眼和手感估算加水量，不断微调至看似可用的状态。虽然熟练的技艺能减少偏差，却无法根除。这种工艺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最终会直接呈现在饰面表层。
现代城市正依赖于各种绩效指标运转。它们每天运送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聚集资本、划分土地用途，并维持着复杂的物流与消费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就像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的系统。
如今主导城市的指标大家耳熟能详且随处可见：每小时车流量、平均通勤时间、容积率、车位周转率、新房开工量以及每块土地的税收收入。这些数据描绘了一座通过“效率”得以被解读的城市。它们继承了工业逻辑，在这种逻辑下，城市空间被视为一种生产机制，而非人们居住的生活空间。在这种框架下，城市开始模仿机器的需求和指标。
当材料性成为设计的主导力量时，会发生什么？文化基础设施如何表达自身的身份认同？2026年法兰克福-莱美世界设计之都的西班牙设计展馆汇聚了该国的创意创新力量，通过重新诠释高迪（Gaudí）的建筑遗产来应对当代挑战。该项目被构想为一个可逆的文化基础设施，在激活公共空间的同时，拓展了围绕材料使用、循环性和重复利用的对话。展馆并未生搬硬套历史形式，而是采用了一种兼具当代性与操作性的手法。它强调了西班牙工业、设计与文化之间的协作，探索了植根于几何学、材料效率以及“形式与系统”之间关系的结构与建造原则。
环境正义直面一个简单但令人不安的事实：环境带来的福祉与负担并非均等分配。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边缘化群体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空气污染、不安全饮水、有毒土地利用、极端高温以及日益加速的气候变化风险。这些均是数十年来政策决策、投资模式、排他性规划实践以及规划选择的必然结果，这些决策和选择在过去一直更倾向于某些特定的社群。
无论在城市还是景观之中，这些不公正都已被刻入场所的实体肌理，甚至揭示了不同街区和地带之间极端的环境差异。例如，缺乏树冠遮阴的密集街区会吸收并积聚热量，导致居民面临更高的中暑及相关疾病风险。而高速公路、工业走廊、港口和垃圾处理设施则往往集中在低收入社区和有色人种聚居区附近，直接塑造了当地的健康状况、空气和土壤质量以及长期安全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