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雷是墨西哥最重要的城市和商业中心之一，坐落于该国西北部的新莱昂州（Nuevo León）。该州与美国德克萨斯州接壤，构成了美墨边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蒙特雷市区面积略超451.3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约500米。其北邻圣尼古拉斯-德洛斯加尔萨（San Nicolás de los Garza）与埃斯科贝多将军城（General Escobedo），南接圣佩德罗-加尔萨-加西亚（San Pedro Garza García）与圣地亚哥（Santiago），东临瓜达卢佩-胡亚雷斯（Guadalupe Juárez）与卡德雷塔（Cadereyta），西靠圣卡塔琳娜（Santa Catarina）与加西亚（García）。
虽然在呈现建筑项目时，静态图像似乎是最为广泛使用的手段，但一些建筑师也选择将观者引入建筑体本身，让他们沉浸式体验建筑与周边环境。从2006年起，建筑摄影工作室 Sprit of Space已经制作了超过200部短片。影片内容为世界知名建筑项目，包含如彼得·卒姆托、斯蒂文·霍尔、丹尼尔·李伯斯金与珍妮·甘等建筑师的作品。工作室多学科背景的团队将视觉效果与定制音轨结合，提升观影效果，并将之转变为多感官体验。
理论上讲，地球的总水量自这颗星球形成以来一直保持不变。即使是恒河的颗粒，恐龙的消化液，甚至核反应堆的冷却用水都可能曾经进入过你的水杯。当然，杯子里的水在为你解渴之前早已进行过数百万次蒸发-降水的自然循环。水资源或许会遭到污染和浪费，却绝不可能被创造或者毁灭。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研究估计，地球上的水体总量大约为13.86亿立方千米，其中97.5%是盐水，淡水仅占总水量的2.5%。在有限的淡水资源中，大部分（68.7%）属于南、北极和高山地区的永久冰雪，另外29.9%是地下水，最终仅有0.26%的淡水存在于河流、湖泊和水库中，能够用来满足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的需要。随着全球人口持续增长，一些国家已然面临着饮用水供应不足的严峻考验，而这一现象在城市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翻译：许珑还
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由于相邻建筑之间的距离很近，施工项目往往需要界墙，这就使得创造像是体现自然光和交叉通风等元素的空间的过程日趋复杂。然而显而易见地，这并不是唯一的难题：城市的不断变化和倍增的性质促使了非典型地块的出现，这种地块是通过对大片城市土地进行细分而形成的。面积的缩小迫使开发商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将可用的有限空间最大化。
对于在这个全球经济停滞不前的年份毕业的学生来说，“毕业典礼“可能更像是即将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混沌世界的开始。尽管这次的危机是特殊的，但它已经不是我们记忆中的第一次经济衰退。SOM的许多建筑师和设计师都曾经历过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并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因此，SOM团队决定分享他们的故事。
几年前，数字化建造经常占据新闻头条，有望彻底改变建筑实践。尽管革命可能尚未到来，但是不少建筑师和大学里进行的研究项目和实验已经为建筑表达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该技术迄今为止在建筑实践中的影响。本文涵盖了领域内不同的制造类型以及一些实验项目，以重新定义数字化建造的建筑潜力。
城市绿色空间有着数不胜数的益处，包括控制污染、调节气温，以及维持生态多样性——这些益处从根本上改善了城市居住者的生活质量。绿色空间如同其他用于运动和娱乐的城市公共区域一样，对使用它们的居住者的健康状况和幸福感有着直接影响。
瑞典建筑设计中心的展览“永恒的克律纳（Kiruna Forever）”，展示了一座城市因为地质不稳定而整体搬迁的故事。
“基律纳正在搬家”，“永恒的克律纳”策展人 Carlos Mínguez Carrasco 这样说到。基律纳是一个拥有125年历史的瑞典小城，当地政府与国有矿业公司 LKAB 进行了数十年的协商后，决定于2018年开始正式搬迁这座城市。如今，随着地表因铁矿开采的扩张而出现裂痕，附近的建筑物正在被拆除，或是被装载到平板卡车上，然后被运送至老城东部两英里的新城。
本文旨在探讨将建筑从“客体”重新构想为“主体”的可能性。Carlos Medellín 与 María Victoria Londoño 以波哥大的地铁里维埃拉剧院/Theatron俱乐部为例，深入探讨了这一话题，并对维特鲁威原则以及建筑客体在应对不同用途时的适应性提出了质疑。
即城市街区卡牌系列之后，西班牙出版商 a+t architecture publishers 最近发行了一种新的卡片，收集平面图作为城市密度系列卡片的一部分，包括经典的平面图和单元图，展示了每个项目的设计、隐私和开放程度。
洪水是全球建筑面临的重大问题，包括建筑界的宝藏范斯沃斯住宅也一次又一次地受其困扰。尤其在美国，三分之一的陆地特别是北方平原、中西部以及南部地区在今春都有泛洪风险。去年四月，致命的洪水使莫桑比克、马拉维、津巴布韦和伊朗部分地区严重受灾，导致估计至少1000人死亡、数千万人流离失所。尽管建筑无法处理最致命的洪水，甚至不能提供完全的保护，但是我们仍可能——而且有必要——采取多种保护性措施来减少损失并救援生命。
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以来，每年的6月8日被定为“世界海洋日”，以此向海洋及其所赋予我们的一切——从丰富的资源到其作为景观地标的磅礴力量——致敬。在建筑领域，面对这片无垠的水域，设计者们得以有机会与自然界中最强有力且最具表现力的元素展开直接对话。
“景观建筑学”（Architecture for Landscape）课程正是基于这些前提而设立：它旨在培养能够应对区域转型多样化需求的设计师。该课程鼓励与周边景观展开深入且富有成效的对话，以响应客户在特定环境下的独特需求。通过对自然世界、光影及地貌特征的深入分析，设计师将能够更好地将人工设计与自然环境重新连接。在以景观为灵感源泉的过程中，他们将能设计出杰出、可持续且令人瞩目的建筑。
建筑是疗愈和健康的根基。无论是减少疾病的传播，还是提供一个宁静的慰藉空间，身边的建筑都直接影响着我们的体验。就应急建筑而言，类似空间的营造可以解决健康和住房问题。随着建筑师继续考虑住房和基本人类需求的设计时，他们还将注意力集中在心理、身体和精神健康上。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全球有7000万人口被迫迁移出他们的故乡，其中2590万人口成为了难民，现在是时候来重新考虑传统紧急营地的方法了。虽然这些营地从概念上来说是临时的，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难民营的使用远远超过了他们预计的使用年限。
这些难民营通常会使用七到十七年，其中大部分都超出了他们的使用期限。事实上根据联合国难民署肯尼亚提供的平均数据显示“很多被迫迁移的人口在这些临时庇护所中以难民的身份生活了长达16年之久。”
内墙的卫生、耐久与健康性在最近几年倍受担忧，尤其引起了对医院与健康相关项目的关注。结果，选材从项目理念开始就变得必不可少，确保就抗病、安全、环境舒适以及美学而言，每一块空间都能有有效性能。
特别地，医院与保健中心的隔间必须遵从一系列预定的准则与规范，能应对不同设备的标准型号以及医疗处理的需求。在结实的结构墙框架中，对于细分空间十分重要的隔断，除了能有效调节室间与室内的音量，还必须对冲击、火及湿度有尤其高的抗性。
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自行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和休闲工具，更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联合国通过设立这一纪念日，肯定了骑行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其中就包括建设更具可持续性的城市和社区。在疫情期间及后疫情时代，这一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在探索健康的城市出行方式时，主动出行（mobilidade ativa）成为短期内最可行且有效的替代方案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主动出行不仅关乎自行车道的建设，更在于对市民生活给予全方位的关怀。
本文由 Jaime Coll López 撰写，最初发表于 《rita_》杂志 第10期，原题为“住宅空间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Determinación vs indeterminación en el espacio domestico）。文章对住宅的“灵活性”（flexibilidad）进行了批判，而这正是20世纪住宅建筑的核心范式之一。
在我讲授的建筑学课程开始时，我喜欢展示一张幻灯片，它概述了过去一个世纪左右的设计与技术发展。在左栏中，一辆20世纪初的汽车（福特T型车）叠在一辆当代汽车（特斯拉）上方。中间一栏是类似的对比，展示了一架一战时期的双翼飞机和一架现代隐形战斗机（F-117A）。在右栏中，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926年设计的德绍包豪斯校舍（Bauhaus Dessau）与一栋最新的城市综合体建筑并排而立。当然，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两栋相隔约100年的建筑在外观上基本无异，而同样跨度下的汽车和飞机却早已天差地别。原因何在？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发布第13届上海双年展主题：水体（Bodies of Water）。展览由主策展人安德烈斯·雅克（Andrés Jaque），以及三位策展组成员玛丽娜·奥特罗·韦尔齐耶（Marina Otero Verzier）、露西娅·彼得罗尤斯蒂（Lucia Pietroiusti）、由宓，共同策划。菲利帕·拉莫斯（Filipa Ramos）担任研究与出版总监。
（译者：舒晨箫）
尽管我们在城市规划中越来越重视灾害的预防和控制，但总会遇到诸如自然灾害之类的超出意料与可控范围的情形，这种时候就急需快速建造——在这些情况中，一栋建筑所提供的即时援助甚至关乎灾民的性命之忧。
弹性建筑在早期更多关注于自然灾害方面的问题，现在转移其重点到更困难的挑战，也就是帮助生态系统的再生。
三十年前，我作为底特律克兰布鲁克寄宿学校的一名高中生，为学生报纸写了一篇基于研究的关于环境危机的调查性质报告。这也是我的老师David Watson建议我这么做的，这也和他的双重身份有关：他不仅是个老师，也是个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他曾化名为George Bradford在无政府组织报刊“第五区（Fifth Estate）”中撰稿。老师曾写过一篇文章“深层生态学到底有多深？”，以此质问一直在激进环保活动中千篇一律、反反复复的空话，他抨击像“地球优先！（Earth First!）”一样的组织的领导，诸如此类的组织经常以贬低人类生命价值来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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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性化城市的建设以实现充分的公众参与为前提，这也是巴西《城市法典》（Estatuto da Cidade）所确立的国家公共政策的核心要义。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现有的参与机制大都面向成年人，从而将儿童与青少年排斥在参与和决策过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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