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60 年代，当建筑电讯派（Archigram）公布他们关于充气城市和可移动巨型结构的狂热构想时，他们看似在设计建筑。然而，在这表象之下，这些先锋派人士正通过激进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组织形式替代方案来推动文化变革。在《多姆斯》（Domus）或《卡萨贝拉》（Casabella）杂志的行文间隙中，实验室悄然隐现，这些提案既是对未来文明的蓝图描绘，亦是双重意义的呈现。从 1919 年格罗皮乌斯（Gropius）的包豪斯学院，到 20 世纪 70 年代阿科桑蒂（Arcosanti）的沙漠实验，建筑一直扮演着文化预言的角色。建筑实体即为论点，图纸则是愿景。而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与 20 世纪明星建筑师们所想象的极为相似的世界 —— 模块化建筑、互联数字城市以及自动化系统。然而，当代建筑却鲜少以同样全面的自信姿态来提出文化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