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及当今建筑学面临的最棘手挑战，建筑师们极少会提起距离事务所仅两条街开外、那栋疏于维护的战后住宅楼。他们脑海中闪现的，反而是火星上的气压差，或是海上漂浮平台所承受的拉伸荷载。毕竟，在一片未被占领的土地上，设计师无需与任何人妥协，没有需要背负的历史包袱，也没有对上一次翻修记忆犹新的租户——这一切，都让设计变得轻而易举。
建筑师总认为自己正在解决比邻里琐事更为艰难的挑战。然而，像“线形城市”（The Line）这样一个旨在容纳900万居民、全长170公里且建于无主之地的项目，在建筑学层面的难度，其实远不及一个拥有百年租期、产权纠纷不断，且规划部门深知前三家把“社区”挂在嘴边却心怀鬼胎的开发商套路的旧城基地。相反，前者的难度要低得多：没有需要说服的对象，没有需要面对的历史，也没有会输掉的争论。由此不难产生疑问：如果真正困难的问题其实就摆在距离事务所两条街之外、至今未得解决，而那个更容易的问题却源源不断地收获着效果图与融资，那么此时用“雄心”来形容这种现象显然并不妥当。这其实是在刻意逃避某些东西，而我们必须开始思考，被逃避的究竟是什么。
想象一条走廊。两米宽的混凝土墙，低矮的天花板，没有阴影和渐变的昏暗人工照明。在走廊尽头是一扇防弹玻璃窗，窗后站着一名身着制服的执法人员。你正处在一个入境检查站。它可能位于加来、埃尔帕索，或是兰佩杜萨。这是一个匿名的空间，但绝非中立。其设计旨在让所有人明白：通行并非权利，而是一种恩赐。
然而，这条走廊并非特例，而是当代边界上不断重复的建筑语言的具象化体现。迷宫般的机场、分流筛查站、高墙——这些建筑将敌意转化为空间的构成要素，表明这种敌意不仅限于玻璃窗另一侧冷酷无情的面孔。
1960年代，两位生活在佛罗伦萨的二十几岁的建筑系学生Cristiano Toraldo di Francia和Adolfo Natalini决定承担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世界公民设计一种生活在地球上的新方式。受科幻小说中展现的各种可能性影响，以及他们自身渴望提出解决他们所处时代的问题的方案，这一二人组，给他们自己起名字为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并从此一直追求重塑他们的建筑师身份。他们的方式是创造一种“反设计”文化，作为评论政治、资本主义和城市化的一种方式，并传达一种理念，即每个人都应被给予一点功能空间，在其中可以摆脱时间、空间和物质的束缚。
2020年1月23日，意大利著名建筑师Adolfo Natalini逝世，享年78岁。Adolfo Natalini生前是“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的联合创始人。该工作室作为战后时期意大利激进建筑实验的领头羊之一，于六七十年代，对设计和建筑的生产模式进行了充分的关注和强烈的批判。
该工作室试图通过拼贴图、实验、宣言、家具设计、故事撰写和故事版绘制等不同的建筑学呈现方式，来表达其强烈激进的思考与分析。而他们当时的一些方法和讨论，时至今日，依旧还会得到部分年轻群体的关注与研究，以借此来建构并生成全新的建筑学思考逻辑。
‘Superstudio’创始人之一，克里斯蒂亚诺·托拉尔多·迪弗兰恰于2019年7月30日去世，享年78岁。56年前，他与阿道夫·纳塔利尼一起创立了意大利战后建筑行业最重要的团体之一‘Superstudio’，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他们专注于批判建筑设计的设计生产方式。所有这些分析都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反映在建筑、拼贴画、实验设计、宣言、家具、故事、故事板等方面。这种方法在年轻一代中引发了多次讨论，并一直影响到今天，这些恢复了的批评模式已经将它们应用到新建筑的设计思考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