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科·“比福”·贝拉尔迪（Franco “Bifo” Berardi）认为，现代文明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通过法律对现实进行的殖民。这不仅涵盖了法律本身——其旨在确立一种规范来调节社会活动并将其“正常化”——还包括了科学定律。在贝拉尔迪看来，科学定律试图“将物质世界的演变简化为某种模型的重复”（Berardi, 2018:40），从而通过理性和尺度（在拉丁语中，这两个词共用同一个词根 ratio）来战胜自然的混沌。
理解对规范的各种批评，有助于我们定位当代建筑在面对法律时所采取的态度。一方面，为了抵制新自由主义特有的“景观建筑”，一种严谨克制的建筑应运而生；它在几何与构图的法则中找到了美学关键，从而得以重拾某种确定性的领域。另一股潮流则试图在法律的缝隙中探索机会，寻求一种超越外部强加的规范与标准统治的建筑。同时，从更偏向文化而非实践的角度来看，围绕建筑史的前沿研究正致力于揭示建筑所受法律中隐含的利益与矛盾。
如果说法律是实现文明与平等共处的框架（理论上，我们在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那么宪法就是承载这种平等的建筑。这种建筑可以是限制性的，也可以是解放性的；可以是僵化的，也可以是灵活的；它可以促进集体，也可以强调个人；它可以是团结互助的，也可以是辅助性的；它可以是威权主义的，也可以是文明开化的。这些特征的精确比例，决定了社会生活的质量以及一个国家居民的发展可能性。宪法定义了可能性与不可能，作为统领一个国家所有其他法律和制度协议的根本大法，它是社会得以运行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