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在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西岸建立了新鲜运河垃圾填埋场（Fresh Kills Landfill）。该选址因地处偏远湿地且地价低廉，起初仅计划作为临时设施，但到1955年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并在1991年的鼎盛时期达到日均接收垃圾2.9万吨。截至2001年，在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持续运营后，新鲜运河垃圾填埋场占地已达2200英亩（约为中央公园面积的三倍），并在太空中清晰可见——尽管这并不是什么体面的奇观。规划之初，摩西并未料到自己会设计一个垃圾场，而是（在不公开使用这一称呼的情况下）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地貌：四座海拔高达60米的人造山丘，完全由800万城市人口日常生活的累积残留物堆砌而成。

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记载着1961年是人类首次进入太空的一年，这一成就将苏联推向了太空竞赛的中心。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尤里·加加林的太空之旅始于一个看似意想不到的地方——确切地说，是在哈萨克斯坦。加加林正是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出发飞向地球之外，这不仅开启了太空探索的新纪元，也谱写了一段将彻底改变这片土地的技术与雄心史。

“让我们严肃地审视事实。”1959年，正值冷战局势紧张之际，美国民防与防灾动员办公室（Office of Civil and Defense Mobilization）主任以此直白且难言宽慰的警句，为《家庭防辐射避难所》（The Family Fallout Shelter）这本32页的手册拉开了序幕。该文件指导家庭如何建造避难所，以防范核袭击后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并通过技术图纸和示意图，详述了利用混凝土块、填土或填砂墙体、地下结构以及通风系统的具体解决方案。在许多层面上，这本生存指南同样扮演着建筑施工手册的角色。

在许多亚洲城市，人们与夏季气候正逐渐拉开距离。在香港，人们可以从住宅塔楼出发，穿过裙楼商场，进入港铁（MTR）系统，到达另一个商业综合体的地下，然后继续穿过封闭的天桥或地下通道，而几乎完全感受不到室外的天气。炎热、潮湿、降雨以及季节变化依然存在，但通过由空调系统调节的连续室内网络，这些气候要素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被直接避开。

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设计项目往往诞生于跨领域的交汇之中。一直以来，建筑界不断从电影、摄影、文学和戏剧等其他文化生产形式中汲取灵感或加以借鉴。从巴洛克教堂的戏剧张力，到当代博物馆的电影感叙事序列，建筑师的视线早已超越了物理建筑本身，转而探索空间如何塑造故事并构建感官体验。

对于海湾地区的许多社群而言，离开家园曾是居住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庭根据季节和生计，在沙漠牧场、沿海定居点、水井、渔场和珍珠港口之间迁徙，反复回到那些因长年使用而熟悉的地方。在卡塔尔，历史文献记载了秋冬季节在被称为 al-barr 的沙漠中的移动，随后随着夏季采珠季的开始，人们会返回沿海定居点。卡塔尔国家博物馆通过展示沙漠与海洋之间的年度移动日程，重现了这段历史。 

人们从不缺少对气候灾难后世界模样的想象。从反乌托邦幻想、后末日文学，到灾难电影、漫画和电子游戏，无数电影和小说流派都围绕着“当现代防御机制失效时会发生什么”这一问题展开。燃烧的森林、淹没的城市、废弃的基础设施、资源匮乏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已成为人们熟知的视觉和叙事语言。在想象一个未能应对气候变化的世界会带来何种后果时，我们已经变得异常熟练。

城市运转依赖于周边的既有系统。当建筑师在水上或地球之外进行设计时，这些现成系统便不复存在。在缺乏固定土地或周边能源、水利、交通及废弃物处理网络的情况下，建筑不得不自行承担起原本由城市大系统所保障的各项功能。

每天傍晚回到家，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进行一个微小的仪式。我们走到门前，打开门，跨步迈入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空间，这种归属感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这是一个如此稀松平常的动作，以至于我们鲜少意识到它本身其实具有某种结构。然而，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却曾为此写下整本书籍，来阐释这些心理结构。有趣的是，诸如吉卜力工作室的动画世界等视觉作品，似乎映射了这一动态过程。它们通过唤醒我们清晰而又充满魔力的记忆，创造出包含特定建筑与布局的世界，从而提供了一条逃离现实的路径。

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异托邦”（heterotopia）概念虽然复杂、多义且分类繁杂，但从广义上讲，它可以被理解为另一种现实的呈现。与乌托邦这种理想化、不可触及的“非地方”（non-places）不同，异托邦是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空间。它们按照自身的内部逻辑运行，为占主导地位的空间和文化范式提供了一种可亲身体验的替代方案。

问及当今建筑学面临的最棘手挑战，建筑师们极少会提起距离事务所仅两条街开外、那栋疏于维护的战后住宅楼。他们脑海中闪现的，反而是火星上的气压差，或是海上漂浮平台所承受的拉伸荷载。毕竟，在一片未被占领的土地上，设计师无需与任何人妥协，没有需要背负的历史包袱，也没有对上一次翻修记忆犹新的租户——这一切，都让设计变得轻而易举。

如今，足不出户便可步入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石窟。通过围绕阿旃陀石窟（Ajanta）开发的虚拟现实（VR）体验，游客可以在完全不同的地方穿梭于数字重建的石窟之中。该项目提出了一个建筑学层面的问题：如果建筑是通过移动、尺度、序列和感知来体验的，那么当这些体验可以在物理场地之外被重现时，会发生什么？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 Pravartak 技术创新中心（IITM Pravartak）的“数字阿旃陀”项目利用 3D 扫描、摄录、建模和虚拟现实技术对石窟进行记录，并将这些记录转化为沉浸式体验。

本文是我们全新“观点”（Opinion）栏目的一部分。该栏目采用观点鲜明的论述性文章形式，探讨塑造我们行业的关键议题。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设计方式与建造方式一直紧密相连。建筑学的发展历经了实体测试、试错、投影制图、足尺模型以及物理模型：每一个阶段都引入了新的抽象维度，但始终未曾脱离材料、尺度和建造。CAD（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动态关系。起初，人们普遍将这一技术理解为用于施工的精准几何图形的数字化。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数字工具开始介入更早期的设计阶段，取代了草图绘制、实体试错、模型制作，以及其他曾让尺度与材料触手可及的思考方式。

在建筑史上，圆形一直被赋予多重含义——从古代神庙的宇宙几何学、古典建筑的穹顶眼窗（oculus），到哥特式大教堂的玫瑰窗以及轮船的舷窗。然而，到了20世纪，圆形获得了全新的文化内涵。随着航空、太空探索和技术创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圆形开始让人联想到机器、航天器、太空舱乃至全新的居住形式。

雅加达未来的海岸防御工程曾一度被设想为一只从海中腾空而起的巨型“迦楼罗”（Garuda，神鹰）。这只神话中的巨鸟是印尼的国徽象征，它为这项庞大的海岸干预计划赋予了具体形态。该计划旨在保护这座不断下沉的首都免受洪灾侵袭，同时在近海创造新的陆地。这是一幅非凡的图景：防波堤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城市。“大迦楼罗”计划之所以极具启示意义，是因为它揭示了当气候适应与城市开发开始重叠时会发生什么。一旦防护性基础设施同时创造出高价值的土地，防卫城市与重塑城市之间就变得难以割裂。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批零星浮现的小型事务所（其创立均未满十五年，且体量尚不足以需要发表传统意义上的宣言）彼此独立地达成了某种相同的“拒绝”姿态：在建筑学这个过去十年里一直将“笃定”作为完美饰面进行兜售的学科中，它们拒绝过早地表现得过于确信。它们或许会抵触被归入同一门类，但这一巧合本身说明了，在2008年之后，建筑实践中的某种特质让“天真”成了唯一值得尝试的姿态。

印度一些最令人信服的建筑世界，从未在电影布景之外真实存在过。庭院、宫殿、街道甚至整个街区被搭建、打光、定格在镜头中，随后在拍摄结束时被拆除。然而，它们的影像留存了下来。对于数以百万计的观众而言，这些空间成为了他们认知城市风貌、展示财富方式以及铭记特定街区或不同版本印度的参照物。电影构建了空间世界，将复杂的历史浓缩为观众几乎瞬间就能识别的图像。而这些图像，反过来又塑造了人们日后对实体场所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