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2至1983年间举办的一场国际竞赛中，旨在活化法国巴黎国家批发肉类市场及屠宰场遗留的荒废与未开发土地。最终，贝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从470多份参赛方案中脱颖而出，击败了包括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以及让·努维尔（Jean Nouvel）在内的众多强劲对手。
与其他参赛方案不同，屈米并未沿袭传统的园林设计思维，即让景观和自然主导整个设计。相反，他将拉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设想为一个文化场所，在这里，自然与人工被迫交织，处于一种不断重构与探索的动态之中。
20世纪80年代初，密特朗总统执政后，巴黎正经历着一场城市更新，这既是城市美化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为了将巴黎打造为更具旅游吸引力的国际都市。在此背景下，拉维莱特公园竞赛于1982至1983年间举行，旨在重新开发这片历史可追溯至1860年的废弃肉类市场与屠宰场用地。
设计任务书要求在这片被乌尔克运河（Canal de l’Ourcq）一分为二、占地135英亩（约55公顷）的土地上，构想并设计一座面向21世纪的城市公园。针对这座即将成为巴黎最大公园的项目，主办方收到了470多份提案。最终入选的设计方案最契合“21世纪”的愿景——它不拘泥于历史先例，而是直面当代议题并展望未来。
在屈米看来，拉维莱特公园不应是一座让人联想起往昔岁月的风景画式公园，而更像是一片开放的广阔空间，供来访者探索与发现。他希望将公园塑造成一个充满活动与互动的场所，在一种叠加的组织结构中唤醒自由感，同时为游客提供清晰的参照坐标。
为了实现引导探索、行为和互动的总体目标，屈米在这片辽阔的场地上散布了10个主题花园。人们在漫步时，会以一种直观或微妙的方式与它们不期而遇。每个主题花园都为游人提供了放松、冥想甚至嬉戏的场所。
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遵循了三大组织原则，屈米将其分类为：点（points）、线（lines）和面（surfaces）。这片135英亩的场地通过一个由35个点组成的网格进行空间组织，这些点即屈米所称的“构筑物”（follies）。这一系列构筑物为公园赋予了尺度感和组织性，起到了坐标参照的作用。尽管每个构筑物都独一无二、形态各异，但其重复出现的特征，使游客在这座巨大的公园中能够保持方向感和场所感。
屈米所说的“线”，本质上是贯穿公园的主要规划运动路径。与构筑物不同，这些路径不遵循任何严整的组织结构，而是相互交错，通往公园内的各个景点以及周边的城市区域。
在135英亩的土地中，有85英亩被划为绿地，这也就是所谓的“面”。开阔的公共绿地为巴黎市民提供了互动、游戏、放松和聚集的空间。这些开放空间通常用于大型集会，在夏天甚至会变身为大型露天电影院。
尽管大多数传统风景园林也没有预设具体功能，通常由使用者自行定义和解读，但往往仍暗含着某种预期的行为模式。然而，屈米的拉维莱特公园被构想为一个由用户完全定义、彻底开放供人解读的巨大空间。每一个解构主义的构筑物都是非正式活动的中心。
尽管每个构筑物都独特且形式各异，但它们没有被指定任何功能，仅仅是作为包容各种活动发生空间而存在。直至近年，其中一些构筑物才被改建为公园内的餐厅、办公室和信息中心。
拉维莱特公园常因尺度过于宏大、缺乏对人体尺度的考量而饱受批评，亦有人认为它脱离了场地的历史和周边文脉，犹如存在于真空中。然而，面对如此庞大的场地，这种看似失调的尺度，实际上是对人在宏大城市环境中的感知体验进行的一种概念性与分析性探索。这座公园几乎是对现代城市生活的一种反常复现，人被裹挟于具有压倒性的冷酷环境之中，为了接纳庞大的人群，人性的感度被剥离了。
只有当游客偶遇某座构筑物或主题花园时，空间尺度才会缩小，游人也得以在宏大的环境中重新找到自我定位。正如屈米的《曼哈顿手稿》（The Manhattan Transcripts, 1976-1981）一样，拉维莱特公园似乎是对城市生活与活动的一次批判性呈现，在这里，空间、事件与运动共同汇聚成一个更为宏大的系统。
